来源：非凡油条
小学教师的讲台决定民族胜利
年1月，原来的普鲁士国王在法国凡尔赛宫镜厅加冕为德意志第二帝国第一任皇帝，史称威廉一世。这一加冕礼无异于扇在法国脸上的一巴掌，也洗清了德意志民族被拿破仑打败的耻辱。
普法战争中法国的一败涂地，甚至在战后催生了不少“伤痕文学”。在莫泊桑笔下，杀死普鲁士士兵还得靠务农的老汉，帮助体面人逃生的是他们平时鄙视的妓女；在都德笔下，阿尔萨斯平日吊儿郎当的少年，在普鲁士*队进村的那天才醒悟过来要好好学习法语……
大抵人们在亡国灭种的时候，都愿意写一些卑微者变得伟大、浪子突然回头的戏码，就像要投河的是柳如是而不是钱谦益，救了北京的是赛金花而不是老佛爷——等等，阿尔萨斯的孩子平日不好好学习，敌*进来了才想起来要学法语，法国难道没有义务教育吗？
年的法国，还真没有义务教育。这也是法国在普法战争中失败的一大原因。比起法国，普鲁士的义务教育普及得更早。普鲁士元帅毛奇都说，德意志的胜利早就在小学教师的讲台上决定了。
到年，在拿破仑的*队占领的柏林，德国哲学家费希特在法*严密监视下发表了十四次演讲，痛陈教育才能让德意志民族复兴。
拿破仑战争后，普鲁士知耻后勇，在全国范围内普及义务教育。年，普鲁士的学龄儿童入学率仅有43%，到19世纪60年代则已经高达97.5%。六十余年的教育普及，大大提高了德国民众的文化水平，也让德国赶上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快车，国力大大提升。
在德意志第二帝国建立后，德国的初等教育机构模式已逐渐确定下来。初等学校分初、高两级，每级4年，计8年，儿童6岁入学，14岁结业，这就是义务教育阶段。德国的义务教育推广在全欧洲都是较早的，法国也是在普法战争失败后才痛定思痛，于年制定《费里法案》，才确定了义务教育。
当时德国义务教育阶段的6到14岁，和我们认知中的童年大致重合，似乎应该是一个享受快乐的阶段，而非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时机。但须知，童年本身也是个被人类建构的概念，是在人类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逐步塑造出来的。
印刷术开始了童年的塑造
年，为了修建圣彼得大教堂，罗马教廷颁布了一种特别的赎罪券，购买这种赎罪券的人，不仅能够获得“完全的赎罪和所有罪孽的宽恕”，而且“未来犯下的罪孽也可以优先赎罪”。
当这种赎罪券在德国被兜售的时候，一位叫马丁·路德的德国教士十分愤怒，他撰写了《九十五条论纲》批判教廷敛财无度、亵渎上帝的行为，甚至问出了“教皇是当今富翁中的富翁……他为什么要用可怜的信徒们的钱，而不是自己掏腰包去建造圣彼得大教堂呢？”这样尖锐的问题。
如果是在以前，路德的命运可能就不妙了。但那已经是年了，在此几十年前，另一个德国人古腾堡发明了金属活字印刷机。路德在宣传上是个聪明人，他把《九十五条论纲》大量印刷后流传出去，半个月内传遍德意志，一个月内传遍欧洲。历经数百年宗教统治已经疲惫不堪的基督徒们被这份传单一点就着，轰轰烈烈的宗教改革运动开始了。
金属活字印刷机的发明，对于中世纪末期的欧洲来说是一件大事。罗马教廷垄断了对《圣经》的解释权，拉丁文也让欧洲其他地方的民众感到晦涩难懂。路德把《圣经》翻译成了德语，随后各种欧洲语言版本的《圣经》开始流行。宗教改革意味着思想大解放，罗马教廷的权威从根本上被动摇了。
科学的进步和传播也大大得益于印刷术。有了印刷术，科学家们能够得到的文献变多了，像弗朗西斯·培根这样的科学家也开始运用英语而非拉丁语创作，促进科学在各个民族内部的传播，而不是仅限于懂拉丁语的一小部分学者——说起来你可能不信，古希腊几何学著作《几何原本》在年才第一次被翻译成英文，比起这本书开始翻译成中文也就早了22年。
印刷术让书里的世界变得足够大，不仅让原本的知识副本变多了，也刺激了新的知识不断变成文字。随着时间的推移，识字这项技能逐渐成为一种“刚需”——中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绝大多数人一辈子不识字也能活得好好的，文盲才是常态。年，英国男性识字率大概只有10%-25%左右。于此同时，他们所能获得的信息量也非常可怜。大多数农民一生没有走出过村庄，有人估算他们几十年人生里获得的信息总量还不如一份今天的报纸。
信息爆炸带来的焦虑对他们来说可能是求不得的幸福。
在印刷术让大量知识传播后，人们意识到了阅读的重要性。在这一点上，更具有紧迫感的是宗教改革之后的新教徒们，为了争取更多信徒，他们一方面把圣经翻译成自己民族的文字，另一方面则努力提高自己民族的识字率。苏格兰长老会在年第一本长老会信纲中就呼吁建立全国性的教育体系，这是不列颠全岛有史以来第一个这样的倡议。因此年，英国男性识字率已经提升到了40%。
教育体系在逐步形成，也让原本处于“放养”状态的“儿童”获得了“童年”。在16世纪和17世纪，童年的定义是通过进学校上学来实现的，中小学“男生”成为“儿童”的同义词。
民族主义推动义务教育形成童年
中世纪的童年在7岁就结束了，因为儿童在7岁时已经能够驾驭语言。他们会说话，也能听懂成人所能说的和理解的一切。中世纪的孩子身处一个以口语沟通的世界里，生活的社会范围也和成人一样，他们有机会接触几乎一切行为方式。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一个7岁的男性都是一个男人，除了他不会做爱，不会发动战争。
当时也没有针对孩子的特殊保护，在那个年代，小孩死亡率特别高，以至于任何对孩子的过多投资都是不值得的。在中世纪，父母给所有的孩子起一模一样的名字，只按出生先后加以区分的情况是司空见惯的，毕竟也没对他们寄托太多期望，他们很有可能活不到成年就夭折。
孩子的生命尚且难以保护，就更别提羞耻心理了。中世纪的孩子没有像我们现在这样的私人空间的概念，也不会对人体的某些气味或身体的功能感到不快。他们不觉得在众目睽睽之下暴露自己身体的机能有什么可耻，跟别人的手和嘴接触也不会反感。性对于他们来说绝不是秘密。
但是随着人们逐渐意识到阅读的重要性，并把孩子们送去学校，儿童世界就开始和成人世界有了一道天然的阻隔，分别心开始出现了。早期的“童年”这个概念在艰难地产生并发展着，这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整个过程中有很多波折。
在中世纪，孩子们长到一定岁数就要帮助父母干活，这到了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也存在。没有学上的孩子没有童年，甚至有可能沦为童工。工厂主们很喜欢童工，因为他们反抗能力弱，比较驯顺。但对于童工来说，没有针对儿童的保护，没日没夜的劳作是相当凄惨的：
“我在高伯井下控制风门，不得不在没有灯的情况下操作，我很害怕。早上四点，有时三点半我就去上班，直到五点或五点半才出来。我从来没有睡着过。当有灯光的时候，我有时会唱唱歌，但我不在黑暗中唱，那样我不敢唱。”
19世纪中叶年仅8岁的女孩萨拉·古德就是这样描绘她在矿井中的一天的。这种悲惨的场景促使英国立法，禁止矿井雇用10岁以下的儿童。
真正加速义务教育到来，彻底让童年在全社会构建起来的，还是民族主义浪潮。民族主义正是从宗教改革运动中各国用自己的语言翻译《圣经》脱胎而来，人们开始为了自己的民族而非上帝而战。发展到19世纪，民族主义能够动员的力量决定了国家的兴亡，在欧洲各国爆发的高密度高烈度战争，也需要这些用民族主义动员起来的炮灰用生命填出胜利。
于是出现了本文最初全民普及教育最成功的普鲁士战胜法国的那一幕。而义务教育也在此后逐渐普及于全欧。
活字印刷术早就在中国被发明了，也促进了中国识字率的提升。到了清朝，男性识字率大约在30%至45%左右，但是显然没有像欧洲那样持续的社会进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古人的教育目的和导向和西方国家大有区别。直到后来耻辱的百年里，经历近代多种社会运动，才有了建立义务教育的意识。
除了少数读书人的后代能够有一段固定的受教育时间（就像《红楼梦》里贾府的私塾）以外，中国古代也并没有“童年”的概念，以至于鲁迅先生也抱怨过：“往昔的欧人对于孩子的误解，是以为成人的预备；中国人的误解，是以为缩小的成人。直到近来，经过许多学者的研究，才知道孩子的世界，与成人截然不同；倘不先行理解，一味蛮做，便大碍于孩子的发达。”对于全社会对儿童教育的失当，他也说过气话：“穷人的孩子，蓬头垢面在街上转；阔人的孩子，妖形妖势，娇声娇气的在家里转。转大了，都昏天黑地的在社会转——同他们的父亲一样，或者还不如。”
电视让童年开始消逝
童年的建构，是把儿童的生活空间与信息接触渠道和成年人分开。儿童在平时把时间花在学校这种同龄人空间中，较少受到成人世界的打扰；信息渠道上，有了专门针对儿童的读物，家长也开始避讳在儿童面前提到性、暴力等信息，甚至金钱、死亡等话题也不能讨论，仿佛孩子们就不该懂得这些；人们更加重视针对儿童的犯罪，而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则容易减轻或免除承担刑事责任。
简而言之，儿童世界的规则和成人世界不同。
然而，这一从活字印刷术发明开始的建构过程，又要因为新技术的出现而松动甚至早晚会被颠覆。
《娱乐至死》的作者尼尔·波兹曼，还写过一本书叫做《童年的消逝》。在书里，他认为是以电视为代表的图像信息传播进步导致了童年的松动乃至最后必然走向的消逝。他已经意识到，在他那个年代，儿童可以轻易接触到电视，而且电视的画面也容易让儿童理解，“在一年里每天晚上的十一点到十一点半，大约有万儿童（年龄在2岁至11岁之间）在看电视；在十一点半到午夜，有万儿童在看电视；在凌晨十二点半到一点，有万儿童在看电视；在凌晨一点到一点半，有略少于75万儿童在看电视”，这一现象早在近半个世纪前就出现了。
他敏锐地察觉到了图像信息传播打破的界限。“电视侵蚀了童年和成年的分界线。这表现在三个方面，而它们都跟电视无法区分信息使用权密切相关：第一，理解电视的形式不需要任何训练；第二，无论对头脑还是行为，电视都没有复杂的要求；第三，电视不能分离观众……从生物学上来看，我们人人具备观看和解释图像的能力，还有能够听明白跟多数图像的背景相关的语言的能力。正在兴起的新媒介环境在同一时间向每个人提供着同样的信息。鉴于我所描述的这种情况，电子媒介完全不可能保留任何秘密。如果没有秘密，童年这样的东西当然也不存在了”。
在海量的图像信息面前，成年人精心建构的信息区隔被打破，在孩子面前遮遮掩掩的性、犯罪、暴力、死亡等信息有了能够轻易获取的渠道，孩子们会在模仿成人上更进一步，而成人的权威越来越弱。
这方面面的一个极端例子，则是波兹曼举出的儿童犯罪大大增多，“年，成人（年龄超过15岁，含15岁的人）犯重罪的比率要比儿童犯罪的比率高倍。到年，成人犯重罪的比率是儿童的8倍；到年，这个比率是5.5倍。这是否意味着成人犯罪在下降呢？并非如此。事实上，成人犯罪在增加，因此，在年有40多万成人因犯重罪而被捕，占成年人口的0.%。这意味着在年到年间，成人犯罪率上升了3倍。成人犯罪和儿童犯罪之间的差别正在迅速缩小，这几乎完全可以归结为儿童犯罪以惊人的速度上升。在年到年间，儿童所犯重罪的比率增加了00%！儿童轻微罪案（比如夜窃、盗窃和盗车）则增加了8%”。
当然，也有一些不那么极端，甚至还挺好的例子，比如美国儿童性成熟年龄提早，更多的未成年人加入体育职业联赛等。
学校的作用也在信息区隔被打破后变得尴尬起来。在学校反而成为儿童信息的辅助来源后，教育的终极目的究竟是什么这一灵*拷问也浮出水面。“教育者对他们在学校里该为孩子们做些什么感到困惑不已。一些论点——诸如人应该为上帝或国家争取更大的荣誉而受教育，甚至以打败苏联为目的——既缺乏严肃的论据，也缺乏拥护者。许多教育者情愿接受连马克思也会坚决摒弃的观点：教育是为了进入市场而做准备”。
比电视更可怕的是智能手机
电视节目是固定的，也较好管控，而网络则能让你触及更多信息。波兹曼还没在我们这个社交网络时代生活过，没有接触过智能手机，如果他接触过，恐怕《童年的消逝》会写得更精彩。
儿童模仿大人来进行社会组织，渴望成为“社会人”是在电视出现前就有的事情了，但是在电视乃至智能手机出现后，这一进程被大大加快了，成人没有秘密，而成人的世界还能被推送给你。
当你第一次读到《》里那个既能向人传达老大哥的最高指示，又能监视人的一举一动的“电子屏幕”的时候，你多半会觉得毛骨悚然。你却没有发现，你手上用来阅读《》的手机，就是这么一块“电子屏幕”，既收集了你的信息，又把你暴露在各种App面前，宛如一个猎物。
儿童通过抖音模仿成年人，目前也有很多报道存在了。最近《楚天都市报》的一篇报道就提到，“*女士仔细一问，原来小雪正在学抖音上一个视频。她嘴巴上涂着口红，跷着兰花指，跟着手机里略显沧桑的男声，不时做出举杯饮酒或娇弱行礼的动作”。
模仿之后，这些未成年人还能形成圈子，通过社交进一步强化模仿，也暴露在更大的危险中。
“刘女士翻看了女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