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因：诗歌创作的身份认证体系—平顶山诗群七零后诗人创作调研
约请诗人：简单、张永伟、张杰、桑地、*晓辉、量山、东伦、欧阳观雪、小庄、王勉、吕征、北渡、史大观、徐林
应约诗人：简单、张永伟、张杰、桑地、*晓辉、量山、东伦、欧阳观雪、小庄、王勉、吕征、北渡、史大观
关键词：写作身份独立意识开放多元现实与超现实个体诗学建设
第一部分：绪言
关于诗歌写作的身份认证，其实是一个很严肃的话题，也是每一个从事诗歌创作的人不可回避的问题。这身份的确立，不来自外部、也不取决于别人的判断和施加。它的有无以及成立与否，都建立在自我的认知上。属于来自自我的、自觉地诗学建设内容。
在实际创作中，由于长时间的思维定式和语言生成的惯性，有意无意中就形成了自己独到的语言范式。这种类似胎记的语言呈现，被看做诗人诗歌建设的特殊视觉元素，纳入古今几可比肩的诗歌建筑之林。虽然有的是帝国呈现、有的是精美单元、有的是园林、有的是山包、有的仅仅是一块砖、一片瓦、一根承重的樑檩、一朵野花和游云等等，各有千秋。但都将作为一个独到的诗歌建筑单元存在着，并被视为不可取代的个体情感物证。
但事实是，诗歌创作身份的认证总是被“对写作者身份的追求”所取代。也正是由于众多的写作者对“大师”、“名家”的主动猎取，才使我们的诗坛之上乱象频生，导致诗歌的存续和认知伦理与俗世社会几乎一摸一样、混为一谈了。
在传统人伦社会里，社会结构及运作的基本单位是身份的而不是个人的。在日常生活中，传统中国人几乎一切都是以身份为重。更明白地说，身份生存重于个人的生理生存，身份荣辱重于个人其他荣辱，身份价值重于个人其他发展，身份目标重于个人其他目标等等等等。身份不但成为中国人的社会生活、经济生活、以及文化生活的核心要素，甚至也成为了人生价值观的主导因素。
身份情结中的情结一词原本是精神分析学的概念，作为一般意义上使用情结一词，最先出现在荣格的文献里。在20世纪初，他在进行言语联想的考察中发现，由于情感因素联想会出现显著的延迟，这种不服从意识控制的过程妨碍着联想正常进行；并且认为在潜意识中，存在以一定情感为中心集结着相关的心理内容的心理过程现象。他把这种现象称作“因情感而集结成的（在潜意识中）复合体”。以后就略称为“情结”。
就是说，在世俗社会里，人们打小就会有鲜明的身份意识，都会有一个实际或不实际的追求目标。而这个目标一旦确立，就会奋斗一生，不计成本。而在玄奥而艰涩的创作世界里，更多的人只是想当一个“著名诗人”、“获奖作家”、“文学大师”等。那些被众多引号加持过的写作称谓，如今成了堂而皇之的写作动力。这种对社会身份的贪婪追逐、对原初写作理想的主动背离行为，早已成了当今时尚，鲜见有写作当事者会为此感到羞愧或拒斥。这让我想起当年的安迪?沃霍尔，在面对缺乏想象、功利盛行、不是不非的画坛时所发出的“艺术已经死了”的慨叹，是多么的撕心裂肺。
记得年前我写的谈论阿九诗歌的文章（诗歌的灵性与诗人的使命）中，曾经说过的一段话：
我不知道我们的诗人、我们的诗歌是何时发生变化的，也不知道诗歌的未来会是什么模样。当我们放眼诗坛时，真有一种“四顾无亲，茫然失措”的感觉，如今的主流诗歌和诗人们不仅“灵性皆无”，更是把诗坛搞成了“自私自利，价值互换的”名利场。
罪在当下，各担起责任。原来我们都是参与者。
初入诗歌时的纯粹，如今的复杂无奈；
初入诗歌时的正义凛然，到如今的首鼠两端；
初入诗歌时的四溢情感，到如今的委曲求全；
初入诗歌时的锋芒外露，到如今的是非不明；
初入诗歌时的使命担当，到如今的狭隘自私；
初入诗歌时的无欲无求，到如今的明利缠绕。
我们真的一定要牢记：诗人是领受了使命的，诗人是一个纯粹干净的存在。就像海德格尔在评价荷尔德林时所说的那样：诗人都是天使，天使让保留在诗人心中美好的事物成为可见的，沟通着不可见领域和可见领域（大意）。当我们以卑微之心、狭隘之情操纵诗歌时，诗歌也就会离我们越来越远！
需要强调的是，关于诗歌创作身份认知的问题是个巨大而宽泛的话题，是对个体诗学建设中综合因素的系统化归类。并不仅仅是写作者写作风格和语言特色的单向度量化，它至少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独立精神世界的创建（对自由写作立场的守护）；
二、時代形態與自我認知（对当下日常生活的处理）；
三、語言標示與詩体構建（个体语言的识别系统）。
通过对平顶山诗群七零后诗人们的创作实绩的调研，诗人们整体的诗学追求和写作个性，是令人非常满意的。也许是因为生活在中原小城，生活工作的“滞留性”让他们远离喧闹，无意间躲过了更加汹涌的名利劫。才使他们的写作清醒自如、诗意纯洁干净，基本上可称得上是“一群埋头写诗的人”。这真的非常难得，这种地域写作的文化价值通贯宋、元、明、清，是最古老、最可信的文化传统。也正是这种地域写作的韧性和坚持，才是他们成为这个荒芜的煤城上空一座座移动的城市雕像，必将被后世的人们所仰望。
第二部分：“独立的写作精神”与诗人的自觉选择
（一）、“独立”与“尖锐”：恪守先锋
古今中外，任何一个写艺术群体的存在，首先是以一个独立的思想群体存在着，是通过精神和哲学（诗意）的独到言语体系而闪射光芒。自《阵地》之后，大概是九十年代中后期，平顶山诗群又出现了一本有全国影响力的民刊——《外省》。我还记得创刊前简单找到我，向我征求意见说：想办一个诗刊，名字叫《外省》怎么样？我大概是说名字很好，也很喜欢这种自主的边缘意识等等。
没过多久，第一期《外省》就出来了。我当时还做了阅读记录（我有对创作活动中所发生的人和事做记录的习惯）：“经过一个月时间，终于把简单送来的《外省》认真看了一遍。虽然所录诗人作品参差不齐、稍显单薄，但它的先锋和民间定位很好，很好继承了《阵地》当年的诗学追求！不足的是，所收录诗人与《阵地》多有交叉，有点资源浪费。真希望他们能把精力用到《阵地》上，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当然，我理解他们对《阵地》的某种不满。”
也许，我更应该接受简单创办《外省》的初衷。当时的《阵地》由于在国内外影响力逐渐扩大，正由一开始的“独立、尖锐、纯粹、实验”，而渐渐走向“多元、模糊、包容、归类”，准确说是从边缘化、野生态渐渐向文化的中心靠拢。这种态度的转变和办刊方向的调整，正是我与森子争论的焦点，并最终因不可调和导致我选择退出。
出于对《阵地》的发展考虑，森子当初坚持把刊物放到北京去，并提出由活跃于北京的一两位诗人加入主编行列并不为错。也确实是为了进一步扩大《阵地》的影响力，让《阵地》成为北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民刊（至今我还记得，我们经常在我家小院里诗酒畅想时梳理中国的诗歌版图，当我们看到了《非非》、《汉诗》、《九十年代》、《北回归线》、《倾向》等，都集中在长江以南时，我们占领北中国市场的野心也一天天高涨起来。）。但我所担心的是，一旦《阵地》融入北京这个文化中心、被不同诗学主张的诗人所操持，就会被中心（北京）势力所胁迫、所同化，就会丢失我们的办刊初衷。因为，在官方文学为主导的时代，我们之所以创办民刊，就是为谋取话语权和我思我在的写作自由。某种程度上说，这“言说自由”甚至要高过我们的写作生命，它可是我们冒着极大的*治风险换来的（当时由于办地下非法刊物以及与国内外文化人士的书信往来，早给盯上了，他们每年都会到单位对我们详细调查）。所以，我才坚决反对、不愿妥协。
再后来，到了年，我看到《外省》蛰伏五年后再度出版时，它的前言让我又有了一种高度认同的冲动和欣慰：“当一种艺术形式因式微而变得突兀尖锐，不再为现实世界提供辅佐时，那么这种艺术的歧途已经彰显无遗了。基于这种文化处境的艰难，《外省》一直想为当下诗歌提供一条通往“现实”的秘密小径，尽管这条小径也可能是“歧途”，但这种努力是必要的，它至少给诗歌提供了一种可能。”我一直认为，诗歌是少数人的事业、也是漫长生命的一次次卓绝对*。当你误入这一“歧途”时，名利就与你从此无缘，留给你的只有坚持。要知道，这“坚持”既是你今生的全部意义，也是你对“诗”和“诗人”的至诚敬畏。
生于弱势，起于边缘。实事求是说，作为民间写作者，具有独立自由的创作意识是不难的。难的是对这份初衷的坚持、是对隐藏在内心深处时不时都会跳将出来的那个“被招安意识”的抗拒。所以我坚持说，独立艺术行为是一场漫长的、艰苦卓绝的战争，这场战争的敌人不是别人，而是我们自己内心那个不愿安分的、最易妥协的灵*！
在回答我“什么是诗”的问卷时，每个诗人的回答都让我感到满意。
张杰：诗完全可以是超现实的，也是对现实的重新组合和变形，是个人声音对集体声音的部分否定或全部否定，诗，是张扬个人自由的，因为现实已禁锢人们太多，所以，诗是一种精神自语，精神倾诉和个人诉求，关乎自我疗愈和社会疗愈。诗，就是集体之外的不同声音和独立个人声音，极其高贵。本质上，诗的自由，导致了人类在艺术上成其为人的高贵。在资本和权力之下，现实已足够鄙俗和龌龊，而诗的自由，诗的高贵，是何其稀缺与弥足珍贵。
量山：诗是精神和良知的保鲜柜。
桑地：诗是真实、自由、宁静、满足。
小庄：源自心灵。
东伦：诗是锋利的手术刀，它能解剖生活的全部，也能探寻深藏的感性认知和理性觉悟；诗是一种责任，担当，敢于发问的扬声器。
“诗是什么”，确实是一个既空洞而又非常无趣的话题。之所以作为一个严肃的问题并以问卷的形式发给大家，我其实是想探知每个人心中的那个“诗”是否安在、是否发生了变化抑或出现了扭曲。
因为，七零后诗人都是从“官媒的受限”到“自媒的开放”这一动荡或变革的亲历者、见证者，这种几近“乾坤大逆转”的突变，不可能不给他们的写作生活带来影响。我想知道他们原有的写作的自觉、自律、自信如今是个什么状态，他们所恪守的诗歌的“先锋”如今是否还保有“实验性”、“革命性”、“先进性”和“普世情怀”。
随着网络及自媒体技术的日益普及，诗人们在获取言说自主、宽松的同时，诗歌的定义和界限也变得越来越模糊：什么是诗、写什么、如何写、为何写等一系列问题被逼出来，成了摆在每个人面前、无法解决的致命问题。原来我们引以为傲的“先锋性”，如今却被网络诗歌的“解构性”、“破坏性”一再遮蔽，甚至动摇了一大部分先锋诗人的原始追求：
——“先锋”是否已经过时了？
——“先锋”是否还具有引领作用？
——“先锋”在破什么、又在立什么？
这是一个形式大于内容的时代，也是技术引领众生、篡改人伦的时代。我们的生活和思想没有一刻不被牵引，我们的欲望逼迫着我们的生命不得不调整节奏、只争朝夕。但是，如果你愿意沉静下来，想一想就不难发现，我们被牵引的一直是欲望而不是思想。面对日新月异的新技术，由于无知和猎奇我们不得不追逐和认同；同时，面对泥沙俱下的网络泛文化自由诗歌现象，又因为缺乏审慎的鉴别而茫然失措。
是诗歌被中伤、诗人被同化、还是网络诗歌文化被封神？
是到了该停下来认真思考的时候了。希望当今的每个诗人都能够沉静下来，甚至中断诗歌创作活动，因为在当今这必要的“中断”比违规的创新更有价值！也由此我判断，目前闹得沸沸扬扬的贾浅浅事件，或许会成为当代诗歌史上一个重要节点。通过对此的广泛讨论，但愿能让所有当事者都能稍稍做个停留，思考一下我们诗歌的未来图景。
在这里，我不关心贾浅浅的键盘诗歌到底有没有价值，我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