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如果你觉得我章桦不值得你信任，我要私吞你这笔捐款的话，那么你去法院起诉。”
年月5日，北京的一家小旅馆里，章烨和朱冬英又发生了激烈的争执。
年出生的章桦，因家境贫寒，初中毕业就辍学，跟着姐姐学理发。30岁那年，姐妹俩在深圳开了一家发廊。
机缘巧合下，她成了导演李京红所拍摄的《姐妹》纪录片的主角，一夜成名。
自此以后，章烨也扛起摄影机，成为一名纪录片导演。
她的镜头，对准的不是明星大腕，而是需要救助的苦难者；她的纪录片，不求成名和卖座，只求能为这些苦难者筹得治病救命的善款。
年，章烨将镜头对准了一个浙江衢州的老乡——陈双，一个身患多发性血管瘤的2岁苦命女孩，并为之争取到0万元的捐款。
但年2月24日，章桦却被陈双的父母告上了法庭，指责她是“拿了钱就翻脸不认人”的小人、骗子。
就连2岁的小双，对她的态度也发生了大转变，直言：“我恨她，因为她把给我的钱抢走了，害我不能治腿，也没法上学了。”
究竟发生了什么，令小双一家要与曾经的“救命恩人”对簿公堂呢？
一句“感恩”奔波半年
陈双出生在浙江省衢州市，父母都是以种橘子为生的农民。3岁那年，父母无意中发现她的左腿有点不对劲：左腿竟然比右腿长出一大截，膝盖以下还肿得特别大，疼痛异常。
孩子是父母的心头肉，看到女儿生了这种怪病，做父母的急得六神无主，放下手中的一切，带着她东奔西走，四处求医。
奔波一段时间后，小双的病终于被确诊，病因是多发性血管瘤。医生的话里太多专业术语，小双的父母文化水平不高，他们只听得懂两个关键点——很难治和要花很多钱。
小双一家本就收入微薄，如今天降横祸，自然家底被掏空，还欠了不少外债。可钱花了不少，小双的病情却不见好转，还日渐恶化。
年7月，回老家探亲的章桦得知此事，立刻扛着摄像机赶到小双这个老乡的家里，看看能不能做点什么。在此之前，她已经通过拍摄纪录片的方式，为40多个需要帮助的人募集到了捐款。
章桦问小双有什么理想，小双眼泛泪花，用稚嫩的童音回道：“做医生。”
当问她为什么想做医生，小双不假思索地说：“因为我自己的腿，让我想救更多的人。”
小双的话让章桦很是感动，她没想到这个孩子小小年纪却有如此的爱心，还懂得感恩。因此，她丝毫没有犹豫，立刻着手去操办救治小双的事。
章桦给小双一家拍了一段三分多钟长的短片，随后拿着这段短片和小双的病历，先后奔赴广州、武汉，为小双寻求免费治疗的机会，可惜都是失望而归。
争取不到免费救治，本就穷困潦倒的小双父母，如何负担起这笔治疗费？于是，章桦医院，一边帮他们筹集善款。
一次、两次……筹集善款的过程中，章桦被拒绝了许多次，但早就磨成“厚脸皮”的她不肯放弃，终于，年月，深圳富士康被她说服了，给小双捐了0万元。
同年2月，章桦按照小双母亲的意愿，医院。年月，章医院入住，接受治疗。
“我很高兴，我觉得女儿的病有希望了，她能活蹦乱跳地回来了。”小双的母亲朱冬英心想。可惜，她的愿望，很快就被残酷的现实击溃了。
医院的医生认为小双的病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个难题，几乎不可能完全治愈，只能选择保守治疗——截肢。
听到主治医师说要截肢，朱冬英连连摆手，坚持要根治，双方产生了分歧。由于主治医师始终说“无法根治”，住院不满一星期，朱冬英就办了出院手续，带着小双离开了北京。
“医院治不医院治不了，医院去看。”
“我回去还是给她搞点中药吃吃，看以后发展。”
临行前，章桦作为0万元捐款的监管人，给了朱冬英一万元。其中五千多元用于支付这几天的治疗费，剩下的则用于小双回家后的护理、恢复。
一纸诉状恩人变仇人
“陈双的病这么严重，发展到后面可能会心率衰竭而死，保守治疗可以减轻陈双的痛苦，陈双的母亲为什么要放弃呢？”章桦疑惑不解。
更令她不理解的是，朱冬英回到衢州后没几天，便不断打电话向她索要余下的九万元善款。
“钱还在我这里，”章桦说，“但是把钱交给你个人，我没有这样的权利。”
章桦告诉朱冬英，她只是企业委托的监管人，是负责监督这笔钱如何使用的，因此每分钱都要“专款专用”，只能用于陈双看病。
过了一段时间，朱冬英再次联系章桦，医院已经接收了陈双，希望她赶紧把9万元打给她。
“我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这钱不能打到你的个人账户上，医院的治疗方案，医院有能力治疗陈双的病，方案也合理，医院的账户上。”
可朱冬英却拿不出治疗方案。对此，她解释说：“医院说这个病这么难治，没有方案。医院不给我，我就没有方案。”
因为没有方案，章烨便再次拒绝打款。这时，朱冬英开始怀疑她的居心，认为设置这些“门槛”，目的是想要侵吞这笔钱。
“如果你觉得我章桦不值得你信任，我要私吞你这笔捐款的话，那么你去法院起诉。”
年2月24日，章烨真的收到了法院的传票。同年4月，她和小双一家对簿公堂。
那是一场令人心碎的诉讼，医院的病床上接受救治，而是坐着轮椅出现在原告席上，看着父母和曾经的恩人唇枪舌战，为了金钱撕破脸皮。
同时这也是一场无奈的官司，被告章烨初心是为了救助可怜的小双，但由于自己只是监管人，而背上“骗子”的骂名。
庭审时，章烨大吐苦水，说自己为小双奔波的那半年，来回路费、食宿费都是自掏腰包，她从未对那笔救命钱动过贪念。
“我从始至终我没有说过不给孩子看病，难道我坚持要求孩子去看病我错了吗？我要求这笔捐款专款专用我错了吗？我真是不明白。”
除了大喊冤枉，章烨也对媒体说出了自己的担心。她说自己年曾帮助过武汉一个只有3个月大的烫伤婴儿，筹得医院账户，另一部分便打给孩子父母。
“医院账户没钱了，孩子父母却带着孩子跑了。”
章桦当时愤怒不已，冲到孩子家里指责孩子的父母。但当她看到那家人家徒四壁的现状时，她又释然了，“真的太穷了，没办法才会那样吧。”
正因为这个经历，章桦变得更加谨慎，她没法不怀疑朱冬英的动机，她觉得7年的治疗让小双父母负债累累，或许他们也需要这几万元去改善生活。
赢了官司，小双拿不到一分钱，她的病怎么办？输了官司，自己就成了利用善心敛财的骗子，清白谁来证明？
这场官司，无论输还是赢，没有人是赢家。陷入两难的章桦，不知如何是好。
而朱冬英也觉得委屈，她认为章桦误会了自己，“我也是母亲啊，我怎么可能不拿钱给女儿治病呢？”
“我也怕她吞了那笔钱呀，那可是我女儿的救命钱。”
因为9万元，章桦和朱冬英从年吵到了年，医院吵到了浙江的法院。而在家静养的小双，病情却急剧恶化，腿部已经开始溃烂，疼痛难忍。
年5月，就在法庭准备宣判的时候，朱冬英意外地宣布撤诉，随后，小医院，朱冬医院的账号和初步治疗方案。
“孩子肯定是要帮助的，不能因为大人的一些做法有分歧，就不去管这个孩子。”
就这样，本着一切以救孩子为先的原则，章烨和朱冬英和解了。那9万元的善款，也很快就医院的账户上。
命运多舛再起风波
年6月，小双成功地做了截肢手术，花费.7万元，剩余的7万医院打回给了基金会。
做完手术，小双和父母回到了浙江老家。本以为所有的风浪已经平息，可年4月的一次“感冒”，又让小双一家掀起新的风波，那笔没花完的捐款再一次被卷入其中。
年4月，小双连续几天都咳嗽，母亲朱冬英带她去村里卫生院看了看，却始终不见好。随后，又送到城里就诊，没想到竟然是肺炎，还是重症狼疮性肺炎。
谁也没有想到，命运竟如此残忍，仅仅过了三年多太平日子，就再次将小双推到了鬼门关前。
这个病对肺的损害十分大，医生们在进行救治时，发现吸氧、打激素都无济于事，小双心跳得异常快，汗也多得异乎寻常。
听到奄奄一息的女儿对自己说“妈妈，我不行了，我不行了”，朱冬英心如刀绞。
除了担心小双的病情，一天几千块的抢救费，同样让朱冬英揪心不已，
“没有钱就没有命，可我们哪里还有钱？就算是借，也没人肯借了。”
这时，她想到了当年没花完的那7万元，那笔钱现在在何方？是否能要回来给小双治病呢？
于是，朱冬英拨通了章桦的电话，却得知当年那场官司结束之后，章桦就辞去了捐款的监管人，那笔钱也被转回了基金会。
经过一番打听，朱冬英了解到那笔余款现由基金会的下级机构（中国健康扶贫工程开发中心）保管。之后，朱冬英从病历堆里翻出了该开发中心蔡主任的名片。
“我不在公司，这个公司已经被国家撤销了，这笔钱不归我管，别找我要。”
可出乎朱冬英意料的是，蔡主任现在已经不在那家公司，公司还被国家撤销掉了。这可把朱冬英急坏了，她想不通怎么这么大的基金会，说撤销就撤销了。
朱冬英又打了一个电话，蔡主任却让朱冬英不要再给他打电话，之后便再也联系不上，留给朱冬英的只有那句冷冰冰的“您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请稍后再拨。”
公司撤销了，那7万多元捐款又到了哪里？病危的小双能否拿到救命钱，绝处逢生？
为了搞清楚个中内情，当时负责跟踪报道此事的记者找到了那家开发中心，却被告知该公司早在几年前就搬走了。
随后，记者费了一番苦工，终于拨通了蔡主任的电话，从他那里得到了另一个人的联系方式，此人就是开发中心的负责人——蒋建国。
“剩余的7万多元的确打回了开发中心的账户，但是那笔捐款已经不再属于小双了。”
蒋主任告诉记者，这笔钱本来就是捐出去的，谁也没想过要拿回来，可后来小双母亲主动退回，就没理由再要回去。
然而，对于当年为什么要把7万多元的捐款打回基金会，小双的母亲却另有说法。她说：“出院之前，我打电话问蔡主任，问这个钱应该转到哪里，他说这笔钱还是转到开发中心。”
而蒋建国却否认了此事，他解释说：“这个事我不知道，我又没接过她的电话，从来没有和她接触过。”
年6月8日，就在双方各执一词之际，医院给朱冬英连发两张“催命符”：一张是小双的病危通知书，一张是巨额欠费单。
两张薄薄的纸，让朱冬英伤心得泪如泉涌，她隔着玻璃盯着病床上的女儿，喃喃自语：“最怕的一天还是来了，妈妈哪来的钱去救你？”
无奈之下，小双的母亲还是想拿回那7万多元善款。可那笔钱究竟到了哪里呢？
在记者的一再追问下，蒋建国终于说出了实情。原来，当初捐款的爱心企业——深圳富士康，一开始总共捐赠了万元，用于农村地区的卫生院建设。不久后被章桦游说成功，临时从中抽出0万元给小双治病。
“之前的万元，基金会是立了项的，临时给小双的0万，没有单独立项。”
据蒋建国所说，年底，农村卫生院的项目到期，基金会对万元捐款做了最终清算，由于小双那笔捐款没有单独立项，所以剩下的7万多元就流回那个万元的大项目里。
“所以这笔钱已经花了，花在其他的公益项目里了。怎么给你？”
蒋主任这个说法，让朱冬英很是气愤，在她看来，既然这笔钱当时已经抽出来给小双看病了，无论如何，在用于其他地方之前，都应该征询一下她的意见。
的确，从整个过程来看，基金会和小双一家人后续没有再签署新的协议，也没有做出新的规范，无论中间发生变动，这笔钱所服务的主体一直没变，始终是小双，始终要用于小双治病。
这边要钱无果，那边小双的病情越来越严重，欠费单也越来越长。无奈之下，朱冬英只能和丈夫工作的地方软磨硬泡，预支了半个月的薪水，可也只有区区元，对巨额欠费来说，只是杯水车薪。
就在此时，新的疑点又出现了。医院给基金会打钱的转账单上，发现了一处蹊跷的地方：钱并没直接打给基金会，而是打到了一个叫北京中健华科技发展中心的公司账户上。
随后，负责跟进此事的记者又有新的发现：这家中健华科技发展中心的法定代表人，竟然就是开发中心的负责人蒋建国。
而且，这家公司的经营范围里并未出现“公益”这个字眼，公司也只是一家个人独资企业。
这可就奇怪啦，按照蒋主任的说法，开发中心在年的时候就被撤销了，这家中健华公司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本应打回基金会的捐款，为何会打到个人企业的账户上？
带着这些疑问，记者再次找到关键人物蒋建国，希望能找出事情的真相，最好能帮小双争取回那笔救命钱。
蒋建国表示，因为开发中心是基金会内设的机构，并没有独立的财务权，因此当年万的项目，包括小双的0万元善款，都是通过中健华这家公司来委托执行的。
“我只能说我所有的账，跟基金会都已经平过账，结过项。”
“小双的事情，我也很同情。但是如果她需要帮助，应该找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基金会会告诉她父母怎样办理相关手续。”
就在朱冬英为了善款四处奔走，心力交瘁之时，小双的病情得到了控制，脱离了生命危险。虽说这是一个好消息，但还是不算乐观，因为她的肺部留下了严重的病根。
“每一次小的感染，对她来说都是一个致命打击。一般人感冒没什么，她感冒，可能会要了她的命。”
医生的话，让朱冬英绝望又寒心。识字不多的她，在纸上写下了一条凌乱且满是别字的短信，让小双帮忙发给蒋主任，希望能拿回那7万元善款。
“那些叔叔阿姨不是真心帮我的，没用，别发了！”
原来，经过几番拉扯，命运多舛的小双对人心失去了信心，以前的她因为疾病带来的疼痛而哭，现在的她为了心伤和失望而哭。
年9月初，基金会的工作人员给朱冬英回了短信，他们表示他们会为会帮小双重新走捐款申请的程序，为小双的病提供更多的帮助。
已经6岁的小双，按常理应该初中毕业，因为生病只能上初一，甚至只能在病床里完成学习，她说自己最喜欢的科目是英语，最喜欢下雪，因为“snow，很漂亮，漂亮叫beautiful。”
看着不幸的女儿，朱冬英长叹一口气，用懊悔的语气感慨道：“我猜疑她，她猜疑我，就是这样搞来搞去，把我女儿的腿搞得这么严重。我的女儿成了最大的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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