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制止别人偷瓜，
代价可能更大
她投资百万创业种瓜，却被村里人偷瓜。尤其是老人们，开着三轮车大批大批偷瓜。偷去干啥？当然是卖钱，一个人吃不了一车瓜。
这事儿成了热门。很多人表示气愤。还有人帮她出主意。有人说，把这事儿闹大，地方政府搁不住脸，就会出头帮她打理。有人说，这事儿要靠村长、村霸、黑社会，才能治住那些「老了的坏人」。
还有人建议养三十条恶狗，因为以中国的司法实践，狗咬死人是不需要偿命的。
有人说，找一个确诊的严重精神病患者看守，在别人偷瓜的时候一刀砍死，只要砍死几个偷瓜的，以后就没人来偷了。
更有人建议找几个未成年的初中生，专门揍这些偷瓜的老头，因为未成年人够不上刑事罪，而这些未成人人打人是最狠毒的，不久前甘肃就有几个未成年人毒打一个22岁的青年，打断一堆骨头，再把他活埋。
这些做法听起来有道理，其实都是馊主意。因为无论你用哪种办法，都不一定能制止偷瓜和破坏的村民。如果这些人这么容易被治住，他们也不会大咧咧去偷盗了。
对于这种农村文化，有人总结到位：你要在农村创业，首先你要成为村霸，甚至黑社会头目，人人都怕你，你种瓜才不会被偷。
你要制止别人偷瓜，以暴力和威胁手段对付，就会被视为「恶人」。既然你是恶人，村里人偷你的瓜，砍烂你的瓜，甚至用百草枯撒在你瓜田把瓜苗都弄死，就会心安理得。
因为这种乡间纠纷很复杂，政府处理这些事通常睁只眼闭只眼。这不是政府在保护恶人，而是按照民间观念，偷瓜的并不是恶人，而是很可怜的最普通的乡下穷苦人民，更多的只是老人占一点小便宜，拿你几个瓜而已。
你一个种着千亩地的大地主，有一千亩地的瓜，却不许穷苦乡邻摘几个，这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你才是土豪恶人。
别奇怪，以前打土豪分田地，就是这样揭发地主罪恶的。我小时候还听一位农民老诗人朗诵过他年轻时代批斗地主时创造的宣传诗歌：
地主穿鞋袜，穷人打赤脚。地主吃鸡肉，穷人喝稀粥。地主比你富就是他们必须被打倒的理由吗？当年的农民真是这么想的。
你比他富裕，却不与他分享，这就是原罪。地主富豪不许别人顺手拿点，不许别人欠债不还，不许别人赖掉租金，就是不仁不义的土豪劣绅。
还有一种可能性，你不甘心被偷，彻夜守护瓜田的时候，跟一个素有有泼妇之名的偷瓜老人发生争执，她主动冒犯你，主动拿起一条钢条砸你脑袋，你拿起一条木柴还手，一棒揍她脑门上，三天后她脑震荡死掉了。
几年后，他儿子拿刀杀了你全家，全国人民都为这个孩子叫好。这个孩子，名叫张扣扣。
民间这种恩怨，是很难解决的。农村里一些邻里纠纷，以及老城市里的邻里纠纷，很多都是数代人的纠纷。这真不是农村的问题，大家若是在同一个城市定居三代以上没搬过家，城市的各种纠纷世仇丝毫不低于农村。
靠民间力量是很难解决这种纠纷的。最好是国家出面来解决。
人类进入现代文明的标志，就是个人不再需要强大暴力，一切暴力归国家所有，让法律来解决纠纷。
2、国家方式解决偷瓜问题
在国家法律层面上，要解决这种偷瓜问题，不同国家的解决方法会很不一样。
有些国家强调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私人领地奉行「风可进，雨可进，国王不能进」的原则，比如美国和英国就是这种风格。你若非要闯入别人的瓜田，恬不知耻偷瓜抢瓜，主人可以直接拿枪对着你，砰，让你脑袋开花，脑浆流一地。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年洛杉矶大爆乱。底层美国人的素质并不比中国乡村老人好。大叛乱一开始，很多人就趁乱砸店铺抢劫，有些超市被一抢而空，抢劫的从老人到小孩都有，甚至有妇女带着4岁的孩子一起抢劫（这也算是言传身教、从娃娃抓起吧）。
但是美国是个持枪国家。很多人与暴徒展开战斗。韩国城的韩国商贩因为英语不行，跟警察报警说不清情况，警方支持不力，就用韩语电台发布警告，大家武装起来对付打砸抢暴徒。
在这场大暴乱中，被打死的有53人，受伤的人，被美国警察逮捕的有人。
如果哄抢南瓜事件发生在美国，这个创业女子也是可以拿起枪依法自卫的。一旦发现这些人不听阻止，她可以开枪杀人。村民们或许会抬着被杀老人的尸体抗议集会，但是法院会判决自卫无罪。警方的处理方式或许会继续逮捕参与哄抢南瓜的其他村民，情节轻微的罚他们做社区服务，情节严重的判刑。
一群村民哄抢南瓜这事儿若是发生在新加坡，会怎样处理？
按照新加坡模式，法律是没有弹性的，谁犯法，都得接受惩罚，没有任何可以逃避的。警方会根据各种证据，一一逮捕，一一公诉，有多少人参与偷抢，就会逮捕多少人。
新加坡的法律很严峻。在超市用婴儿车偷奶粉给孩子吃的穷人可以判刑坐牢六个月。那些开着三轮车到瓜偷瓜抢瓜还不听劝阻的老人，犯罪情节显然远超偷婴儿奶粉。
参与偷瓜、砍瓜、破坏秧苗、协助分赃、销赃的几十个或上百个村民就会被逮捕。
按照新加坡法律，70岁以上的老人不能鞭刑，女性免于鞭刑，所以最终的判决或许是分为二组。一组是70岁以下的男人，另一组是女人和70岁以上老人。前者坐牢加鞭刑，后者只需要坐牢。
其实按照中国模式，还有一种严打模式——按照年「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做法从严从重判决。
这些偷瓜的老人是不是盗窃、抢劫？是否累犯？调查结果：是！他们都是累犯，合计作案几百起。这些偷瓜抢瓜的老人是否有预谋作案？调查结论是：是！作案工具都事先准备好。这些偷瓜抢瓜的老人是否成群结队？调查结论：是！这是集体偷盗抢劫，罪加一等。这些偷瓜抢瓜的老人是否从小认识，关系密切，住在一个村，拉帮结派？调查结论：是！他们就是一个黑社会团伙。结论是：一群黑社会团伙，多年来经常集体盗窃哄抢人民私人财产，最近更是恃强凌弱，在某创业弱女子的瓜田大规模偷盗哄抢，作案总次数高达次，偷抢的瓜田高达一千亩地，偷抢的赃物总数量高达一万二千三百四十二件，现场缴获大批盗窃和销赃用的运输三轮车，破坏瓜田的砍刀，证据确凿！
按照这个结论，把这群村里的黑社会团伙的老人枪毙五个，判刑十个，劳改三十个，不算过分吧？
但是反过来想，如果偷瓜的是你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他们一辈子生活贫困，一个月养老金只有元，不到城里退休老人的3%，一辈子拿到手的所有的退休金还不够买一个爱马仕包包，日子过得紧巴巴，生医院看病，仅仅因为拿了一车南瓜，辛辛苦苦卖了三百元给自己养老，竟然因此被射杀、被判鞭刑、被处死，你会怎么想？
你一定会怒不可遏，这都是什么世道啊！
类似的事件也可以推广。你可能会支持严惩熊孩子，也可能会支持对未成年判处死刑。但是当这些事轮到你儿子头上的时候，或许观点就变了。
3、乡村创业和居住的文化成本
被偷抢南瓜的创业女子真是令人同情。她投资百万的钱，还有60万是银行贷款的。这么一闹，她不仅几年的辛劳白费，投资亏光，还会欠下银行大笔巨款。
她投资创业的钱，或许还是爹妈和爷爷奶奶赖以养老的的棺材本。从此以后，可能她自己深受贫困，长期还债，爹妈和爷爷奶奶没钱养老看病，她还会因为欠银行的债务不还而变成老赖，甚至影响到她的子女上学。
但是，这事儿首先要怪她自己。创业却对当地的社会文化背景不了解，对于损害她利益的人无计可施，这是创业大忌。
种瓜所遭遇的伤害，仅仅是一些最底层的穷苦老人来占点便宜。在一些大项目，创业者要解决的问题要难得多。
创业种南瓜，当地是支持的，没有因为地方保护主义而卡你。他们也没有以环保或保护粮食的政策理由忽然间拔掉你的南瓜逼你种大米。
各路人马，也不会跟你抢夺瓜田的承包权，XX也不会强行压低价格收购你的瓜。
也没有人跟你要额外利益。
银行贷款也一帆风顺，虽然只有区区60万，但是已经比别的创业者待遇好。
你在创业的时候，没有遭遇大干旱，没有遭遇大洪水。对比已经干涸见底的洞庭湖、鄱阳湖，对比一半国土被洪水淹没、三千万人无家可归的巴基斯坦，对比本月降雨量超过往年一百倍的阿联酋，这片瓜田能够平安结出瓜来，已经比那些灾区的农民幸运。
这几年还算平安，没有俄乌战争那种封锁港口让你农作物运不出只能烂在地里的困境，也没有炮火迫使你像乌克兰的千万难民扔下田园、出国避难。
你要解决的，仅仅是村里老人占便宜偷瓜的问题。这不是一个不可解决的问题。因为很多人都遇到这种问题，最后都可以解决。
那些流动性很差的村子，是个熟人社会。熟人社会讲究的是人情面子。
你在村里跟人沾亲带故吗？你让大家觉得受你恩惠吗？你在村里是个受人尊敬的人吗？你试图努力过得到村民的认同和赞赏吗？你种瓜让其他村民得到好处了吗？你可以对老人们进行道德绑架吗？你有能力PUA控制他们吗？
如果这都没有，乡村创业是不容易成功的。
这方面有个很成功的杭州创业女子，名叫徐琳，网名小不拉拉，传媒系硕士，曾经在报社和杂志社工作过，后来创业在山上养鸡。
她遭遇过很多困境。有一次遇到环保潮，各地都是一刀切拆除山上的养猪场、养鸡场，理由是「保护水源」——虽然实际上可能并没有影响水源。
为了避免倾家荡产、负债累累，保住养鸡场，避免被「污染水源」的理由被拆除，她做了最大的努力。
首先，她到村里挨家挨户拜访，跟村里人聊家常，说自己的养鸡创业故事，并且给家家户户送上一只散养鸡。她是个非常擅长沟通和获得老人好感的女孩。
然后，她自己掏腰包，捐资n万元，给村里修水库，确保更干净的水源。
最后，她不仅取得村民的信任，还让全村每户人都签名支持她继续办养鸡场。虽然她最终也没有完整保住养鸡场，但是她在改善与村民关系方面做做的努力，可谓乡村创业的教科书式的样板。
在乡村创业，要考虑乡村人的实际情况。他们有他们的传统，有他们的文化，有他们的人情面子，有乡村特有的道德规范——也就是心理学家科尔伯格道德发展理论的第三阶段。
你不能要求乡村习俗、乡村道德规范和现代大城市一模一样，这是不可能的。科尔伯格的道德发展阶段研究，早已揭示了这种事实。
适应这种乡村文化，是你需要付出的努力，也是需要付出的成本。乡村创业或乡村居住，都要把这个成本算进去——这个成本，姑且算作「文化成本」。
如果你不擅长处理这些问题，文化成本超过你能承受的，或者让你最终没有利润，那就说明这种创业模式不适合你，不妨悬崖勒马，赶紧换一种别的创业方式。
同样的道理，很多prepper考虑非常时期的避难居住地，会在乡村和城市之间犹豫。城市虽然生活条件好，一旦遇到断水断电，围城封锁，或者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大轰炸，大会战，甚至核战，就不再适合人类居住，而乡村可以避开这些灾难。
但是对于某些城里人，乡村对他们是可怕的。他们觉得农村文化让人无法忍受。传统的村民是熟人社会，他们愚昧、多疑、禁忌多、狭隘、自私、爱占小便宜、排外、欺负外地人、宗族势力和村霸也很让人犹豫。
这就是你在非常时期在乡村避难必须付出的「文化成本」。你有很多办法融入乡村。首先是你要利用人际关系，比如你祖上就是本村祠堂的本宗，你爹妈上山下乡时和村里人关系不错，一半村人可能都是你父母在村小学教书时的学生。
你也可以办个企业，不少村民都靠你的企业挣钱谋生。你可以和村里德高望重的人搞好关系，非常时期他们会为你说话。村霸其实也没那么可怕，一般村霸只是剽悍霸道或者跟某个村民有世仇，大多数情况下他们还是会遵守熟人社会的道德规范的，甚至可能成为你的朋友。
有些村可能全村信基督教，你也可以加入他们的教会，以教友身份融入乡村是不难的。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乡村都落后，有一些村很文明很开化，甚至比你生活的城市更先进更开放。但是如果你不熟悉他们的文化习俗，依然会觉得他们不易相处。
适应不同文化，是一种能力。有些西方人在中国很难适应，妖魔化中国社会，其实是因为他们缺乏适应中国文化的能力。
但是也有很多西方人不仅很快适应了中国文化，还落地生根，成为众人敬仰的典范。
比如有个叫苏慧廉的英国传教士，他到中国温州传教时，一个汉字不认识，一句中国话都不会说。但是他努力融入当地环境，半年时间就学会人人都能听得懂的温州话，用温州话在教堂传道。他还编写温州话方言拼音，让一个文盲只需要学一个星期就可以用温州话拼音阅读、写信。他学习中国文言文，几年后在《城西教堂序》中，写着「中外集资成数，庀材鸠丁，昕夕董治，月圆十度，方始告竣」，很地道的中国文言文。
苏慧廉还是第一个把《论语》和中文版《妙法莲华经》翻译为英文的外国人，让外国人学习中国文化。他甚至在中国举办文言文讲习班，教中国文盲读四书五经。他编写了中英佛教大字典，中英道教大字典，为中西交流做贡献。阎锡山甚至请他当山西大学校长。年，苏慧廉回国筹资，为中国创办华中大学。
苏慧廉这样的人，可谓文化融入的典范。
但是如今的很多人，即便是传统中国乡村文化，也已经无法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