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当租地农场主出卖土地,得到很大一笔收入时，却并不把这种情况向税吏申报，呢绒商则坚持说他们这门工业处于衰落的境地，而牧羊主则以同样理由抱怨说,不能以“合理的”价格出卖羊毛。至于政府，则因税收额下降,而加罪于税吏。有些税吏确实是不大了解上这漏税情况的；而那些知道得很清楚的人,却又都包庇自己的朋友。
十六世纪英国简史
为了受贿而同意少银收入的数目：而且，一般说来，他们还容许各色各样的舞弊行为。但政府最痛恨的还是那些“在穷人中找寻声望”的人，即对那些免去穷人捐税的官员，政府是并不讲宽大的。决定税吏收税的基本原则是这样的:纳税人如果一直是发财的,那就想尽办法不增加他们的负担。
这样,就有充分理由说明税吏和有产阶级是非常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他们是处在直接的、频繁的私人联系中。在这种情况下久很容易理解到税吏压榨得特别厉害的是谁了；姑且不去说有产者所支村的那点税款，归根到底，也都是从人民身上剥削来的。实际税收金额的降低，只是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有产阶级不愿意和政府平分秋色,而是要把所赚的钱全部放进自己的腰包。
—年间，圈地运动的扩大，耕地面积大大的减少了，国内收割的谷物数量也下降了，小麦和其他食物的价格都上涨了；—年间一夸特小麦是53—56先令，而年则要80—先令。很多地区的居民都挨饿。这就是经常发生“粮食骚动”的时期。农村里的情况，由于—年间增加了地租,而显得更加严重。
战争状态给英国商人带来了很大的损失。还在年的时候，呢绒商就已经抱怨昵绒的销路不好了。由于这种情况引起了格罗斯透和其他地区严重的工业衰落，以致人民都在“准备暴动”声欧洲大陆上的几个市场被封锁，是和一系列的工业部门的衰落有关的，这些工业部门的衰落，对英国商业也有很大影响。由于在年，英国投机商人被赶出德国，并且在好几年里，一般很难找到羊毛市场，羊毛贸易也就衰落了。
英国人不能在西班牙、葡萄牙、利凡得和非洲做生意；就是还保留着的一点国外贸易，也因为海盗活动及战争危险，而存在着很大的冒险性。年，拉里曾经率直地说纽喀斯尔的商人，由于害怕而不敢做生意，又说:“我们的商业一天天地衰落下去了 ，我们的贫困一天天地加深了”。情况已经严重得连这些冒险商人的公司也在等持解散了。那时想向国内市民借债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只要一提起借钱，就会使他们，“缩卷身子躲到自己的贝壳里去”了。
愈到后来，事情也就愈清楚。由于没有正常的商业而遭受的损失，是不可能靠海盗活动的战利品来补偿的。年以后，海盗已不再进行大规模的活动了。为了说明当时的全部情况,提一提伦敦市长在年11月写给枢密院的那封信，是很有意思的。这封信表露了市民对最近两次海盗出征的微薄收入，非常不满，因为这两次的海盗出征,都是女王命令伦敦市民拿岀经费来的。
年以后，由于政府需钱迫切，使得海盗活动又稍为活跃起来。但英国海盗不只是抢劫别国船只，也抢夺本国的船只。例如莫斯科公司，由于英国海盗的袭击,就在到阿尔汉格尔斯克去的航路上损失了3只船，返航时又损失了1只。英国商人开始反对海盗活动了，因为海盗活动使正常的商业遭受的损失及破坏是太大了。除此之外，英国商船在这个时期还遭到丹麦、挪威海盗的袭击而受到损失，特别是敦克尔克的海盗非常凶横，他们大多是在靠近海岸的地方进行活动，袭击停泊在海港里的船只。年，商船甚至常常不敢离开港口。海盗行为首先成为英国商人的真正灾难了。
如果说从前英国资产阶级和绅士们出钱给海盗出征，并从中取得巨额利润；那么在十七世纪初年，对这种过分发展的海盗行为，就已经采取反对的态度了。海盗活动不再是发财致富的最容易、最合算的方法了。已经成长起来的和更加成熟了的英国资产阶级在争夺海上霸杖和海外市场的斗争中，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去侵占别人的领土和建立殖民地。对于英国来说这种开始了的对外侵略的时代又要求采用其他的掠夺的方式了。
清教徒及其为建立新的——教会组织而斗争
在原始积累时期，英国生产力的急剧发展,使得原始积累的积极代表们一一乡绅和资产阶级——必然倾向于最能代表新兴资产阶级思想的喀尔文教，因为”喀尔文的教派正适合当时资产阶级中最激进部分的要求。十六世纪英国的宗教改革历史可以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十六世纪30年代中叶一直到年，以及从一年，即亨利八世，爱德华六世在位的时代，以及都铎王朝玛利女王统治下（一一年）短暂的天主教反动势力之后的时代：在伊丽莎白统治的初其，英国人已经脱离罗马的羁绊,取得了教会的独立，摆脱了有利于教皇的一切苛捐杂税:已经有了译成英文的圣经，祈祷仪式和教堂的传道也改用了英语，而特别重要的是资产阶级和新贵族获得了相当多的寺院土地，这些土地是在政府岀卖收归国有的教会财产时少落到他们手里的。
这一时期，英国国教会（亨利八世宗教改革以后的称呼）和君主制
政体完全满足了新贵族和资产阶级的要求。反对派只能从纯粹的宗教路线来发展,就更彻底的喀尔文教来说，他们也只能在某些宗教仪式方面提出一些改革的要求。
在这个时期，资产阶级集团还指望政府领导的宗教改革能继续推进并深入：因为当时在教义方面英国国教会是非常近似喀尔文教的。这个时代正是都铎王朝君主专制政体具有最进步意义的时代。在政府对清教徒尚未开始“强硬”政策的时候，这种专制制度充分反映了新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利益。
第二个时期是从-年，是以政府对清教徒展开迫害开始的，展开这种迫害的目的是企图统一教会，巩固国教会——专制政体最可靠的工具。清教徒阵营的某些活动恰恰与这种意图同时发生，显然，不言而喻，这些活动是对迫害的一种反击。另一方面，在英国经济史上贸易公司的迅速成长和首批大型集中的手工业工场的岀现，正是这个时期的特征。
英国的地主和资产阶竭力想建立一个能够帮助他们剥削人民又能帮助他们巩固政权的教会。要达到送个目的、喀尔文教自然更合适了。所以新兴的阶纽坚持要把教会进一步地更彻底地喀尔文教化。清教徒希望把宗教改革加以深入，而首先是在教会仪式方而要和天主教坚决划分清楚。”宗教仪式”之争是为建立新的、更能适合时代要求的教会而作的斗争的前奏。
清教徒在大乡绅和城市中找到了支持。他们领导了为深入宗教改革而进行的斗争，因为他们确信，政府在迖方面不会再有进步的措施。年“警告国会书”的宣布是第三个时期的开始，清教徒似乎是以这个警吿国会书来向英国国教会宣战的，他们要求以喀尔文教化了的长老会派的国家教会代替英国国教会，与此同时，他们制订了长老会信徒的纲领“教规”,并开始组织与主教和平共处的神甫团体一一“等级会议化”。
80年代中叶,从这种“等级会议”运动中成长了长老会派和独立派。实际上,为建立教会制度中的共和政体而作的斗争在这时期已经开始了。长老会派，特别是独立派被政府认为是一种危害国家制度的运动，尽管长老会派口口声声宣称自己具有忠实虔诚的精神,并且非常害怕革命。在第三个时期内，资产阶级和绅士对教会所提出的要求极为明显:教会必须帮助他们压制人民，帮助他们教育人民，使他们遵守纪律。
在亨利八世和爱徳华六世时代，寺院土地收归国有以后，教会仍据有大量的财产：土地、圣俸、杂税等等。英国国教会改革的时候，并没有废除主教，他们仍旧拥有大批的领土，生活奢侈豪华。同时，许多教会的圣俸通常都是受世俗的公司企业主支配的，他们简直就是用圣俸作买卖。与这种现象紧密联系着的是所谓多元制（几个教区由一个神甫掌管），以及经常存在的教区没有神甫的情况。
所有这一切就替那些想借教会土地发财致富，并以这些理由来支持清教运动的人创造了有利条件。另一方面，拥有大量地产，并仍然具有崇高地位的教会（甚至在教会财产归于国有和教会的仪式简化以后）在人民中间已失却威信，不能很好地发挥它的职能。这就更加促进了政府肆无忌惮地掠夺教会。这样一来，有产阶级,首先是资产阶级和乡绅就需要另一种形式的教会组织。本章硏究的正是这一方面的问题，即在英国国教会威信扫地，不再适合于教化广大人民的情况之下，资产阶级和步绅必须为自己建立一个新型的教会而斗争。
第三时期的末了，英国国教会本身的发展是极其明显的：他们发展了关于主教是神的化身的学说，并开始背弃喀尔文教教义。这一时期由于清教徒阵营的社会基础复杂，内部的斗争日益尖锐化。同时，清教运动和国会反对派也相互勾结了起来。当时甚至连想借教会财产发财致富的人以及力图利用主教的土地来支持传教士和提高僧侣教育的人，也都成了喀尔文教的拥护者。
第四个时期是从年起一直到詹姆士统治初期为止，这一时期专制政体已经不再起积极的作用，英国国教会越来越背弃了喀尔文教的教义而愈趋向于接近天主教。清教徒由于遭受到残酷的迫害而转入地下活动，但神甫和传教士仍在各个教区暗中进行自己的工作，有意识地准备掀起革命。这时的清教已经跨进了临近革命的一个时期。
在确定了英国宗教改革史的几个阶段，并作了一些简明的评述之后，我们现在要来看一看清教徒为争取新的教会组织而斗争的史实。在都铎王朝玛利统治下的初期，当时局势十分明显，在英国已经掀起了天主教的反动势力，新教会派的外国人士纷纷离开英国，同时约有个著名的英国新教运动活动家从本土流亡到大陆。其中有大主教、主教、有50多名神学博士和传教士，还有许多绅士、商人、工业家等等。在玛利·都铎王稠统治时代的最后几年，流亡人数显著增加。流亡者大多奔往当时的法国、德国、瑞士和意大利。迁居大陆之后，他们依然遵照英国教派在2年第42条中的规定建立独立的教会组织。这些新教徒的生活来源则由英国国内支持，至于有工作能力的人，可以依靠工作来生活。
德国的新教徒对这些来自英国的移民往往怀着敌视态度，他们对这些移民似乎比对天主教徒还仇视得厉害。瑞士的喀尔文教徒却恰恰相反，他们对英国人表示友好的接待。但英国的清教徒并没有受到外国的影响，他们认为必须执行英王亨利八世和爱徳华六世在位时所确立的英国国教会的制度。不久以后有一部分英国的流亡者投入了更急进的喀尔文教的宗教改革。
结语
另一部分人则继续牵绊在严格的英国国教的观点上。这两个集团相互仇视，并展开了激烈的论战，这种论战存在于住在美因河法兰克福地方的和住在巴塞尔、苏黎世、斯特拉斯堡地方的流亡集团之间。他们的争论达到了不可和解的程度。这些争论的结果造成了英国流亡集团之问的分裂，巴塞尔、苏黎世和斯特拉斯堡地方的流亡者和法兰克福的流亡集团终于断绝了教会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