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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记忆里的上学路是什么样子的？
也许是伴随着路边早餐摊的香气，也许是拥挤的车流，也许是狂奔在寝室冲往教学楼的路上。
唯一称得上艰难的，大概就是冬天离开被窝的瞬间。
可是对于山里的孩子来说，上学路是怎么样的？
新京报记者在年拍下了大凉山悬崖村的孩子们爬藤梯上下学的画面。
这个村海拔多米，它就像一个孤岛，通向外界的唯一路径，就是这段长约米的断崖。孩子们下山读书，就得顺着悬崖连续攀爬17条藤梯。他们背着沉沉的书包，每在上学路上迈出一步，脚下就是万丈深渊。
今年一月被人民日报报道的“冰花男孩”王福满，则是冒着严寒在上学。
他是云南昭通鲁甸人，每天都从离学校近五公里的家里，步行1个多小时才到学校，冬天天气降温，福满只顾着赶路，当他走到学校时，头上已经结满了冰霜。
在各大媒体大张旗鼓的报道下，网友自发给他捐款30万元，把他接去北京看升旗，中国公安大学的师生邀请他参观学校，这位男孩的生活似乎慢慢有了转机。
然而在云南昭通的偏远山区，像这样披星戴月上学的“冰花男孩”还有很多很多…
早在三年前，导演张天艾就注意到了这一边缘儿童群体，她跑到昭通接近海拔四千米的犀牛村和孩子们住在一块，记录他们的生活。柯蓝了解到这些孩子的情况以后，自掏腰包做了出品人，这才有了这部纪录片：《寒冷的高山有犀牛》。
这部纪录片以一对姐弟为主要线索。
他们住在海拔接近四千米的山上，是犀牛村海拔最高的一个村民小组。这里离云很近，天空很蓝，成年人基本都出去打工了，整个村子静悄悄的。
姐姐小超九岁，弟弟小武七岁，两人每天要从海拔接近四千米的家，翻过两座山，走到海拔两千多米的小学去上学。
他们家一共八口人，父母和更年长一些的哥哥姐姐已经出去打工了，留下一个叫小军的哥哥照顾家里。
在家里的还有一个叫小凤的姐姐，在山下读初中，她的学校离家更远，得走八个小时，从清晨走到下午。
六点多，天还没亮，小超小武姐弟两人戴好帽子手套，全副武装后，就在山雾中出发了。
路的两旁，还有树上已经结满了冰凌，很美的景色，在姐弟那里却是赶路的阻碍。
泥地上也长了冰霜，磕磕绊绊又要防止滑倒，十分难走。但这对姐弟显然已经习惯了，为了赶上学校八点半的课，他们步履飞快。
视频里风声呼啸，除了风声，就只剩下了姐弟俩急促的脚步声，粗重的喘息声，还有弟弟抽鼻涕的声音。
弟弟帽子掉了，弟弟的手放在口袋里不想接触冰冷的空气，姐姐就去给弟弟戴上。
弟弟手上的冻疮流血结痂，姐姐就从书包里掏出作业纸给他擦拭。
走到一半，弟弟突然停下了脚步。路途遥遥无尽头，他走得太累了可是又担心迟到，矛盾的心情让弟弟情不自禁哭了。
姐姐上来给他擦去眼泪，她说，走不动，哭也不是办法呀。
八点半，两人赶着铃声到了学校。
尽管这几年乡村学校的基础设施已经有了很大改进，但细看下来，教学设备还是参差不齐，墙面斑驳，弟弟的桌子已经锈地一塌糊涂。
弟弟认真地在做语文试卷。烤火器坏了，教室里和外面一样冷，他的小脸已经冻得通红，手上的血痂还隐约可见，冻得写字都写不利索。
中午，不同年龄段的孩子都挤到了一起，排队打饭吃。打饭的这位老师，同时也是他们的数学老师、语文老师和英语老师。
中午休息时间，弟弟一个人躲在学校墙外面，手里仔细把玩着一块明黄色的电子表，视之如宝物。
这是他读初中的姐姐小凤省吃俭用，到镇上买来送他的。小凤叮嘱小武小心点用，可以用四五年。
哥哥小军年纪大了，得出去打工了，接下来就轮到姐姐小凤在家照顾弟弟妹妹。这样一来，小凤就不能继续读书了，她初中一毕业，就得承担起一个家庭的责任。
弟弟妹妹们虽然年纪还小，但同样懂得这是什么样的放弃，他们说：我怕她又要哭了。
这个家庭当中的每一个人都在用力生活，姐弟俩也得当半个劳动力，做些力所能及的农活。
他们的生活被限在了这座凛冽刺骨的高山上，而这些孩子们，在这么恶劣的生活条件下，却还能自得其乐着。这片天地，就是他们的主场。
姐姐再懂事也还是个孩子，她会捏弟弟的脸取乐，弟弟一脸委屈：
和其他孩子无异，结冰的土地也能成为他们的游乐场，姐姐和弟弟走着走着就开始溜冰了。
学校的体育课，器材只有一个小皮球，每个人轮着扔，而孩子们脸上的笑容，无比满足。
和村里的狗狗打招呼，英语课上学的英文活学活用。
班上多发了一个本本，可以拿出来跟哥哥炫耀好半天：
赶路途中，不忘欣赏沿途的风景。这里的美，是原始的没被人挖掘到的美，但幸好，还有这些孩子们看见了她的美。
姐姐小凤从学校回家了，哥哥姐姐弟弟，四个人还有一条狗，愉快地开始在山坡上奔跑玩耍。
纪录片片尾，四个人聚在冰雪消融的山崖上，眺望远方。孩子们早晨穿过迷雾，趟过泥泞，抗住严寒，终于看到了这片雪后天晴的蓝天。
“码口乡有多远”“从这儿到那儿那么远，很远很远”“很远很远是什么意思”“就是远方的意思”“远方在哪儿”“就是我们看不见的地方”“很远的地方，是不是昆明”“你想去远方吗”“当然想”
他们的生活很简单，他们理解的世界就是他们生活的大山。山下的码口村，对于他们，已经是很远很远的地方了。在这资源匮乏的山村里，他们依然能够找到让自己开心的事。
在赶路间隙溜冰得到快乐，在做农活砍柴中发现快乐，捏弟弟的脸获得快乐，看蓝天白云获得快乐，一只鸡腿，一只普通电子手表，都能让他们快乐很久。他们知道自己拥有得少，所以他们更容易被满足。
而这样简单的快乐，也许很快就会随着长大而消失，面临他们的也许还是长大-辍学-打工的老路。
翻山越岭去上学的最后，依旧没办法“用知识改变命运”。
但即使未来的可能性很低，在人们已经奢谈梦想的今天，他们却仍然心怀远方，勇于畅谈未来，也勇于面对自己的人生。同龄人还在学校里无忧无虑地成长，他们已经要操心自己的生计。可是即使当下的生活是苟且的，他们仍然没有失去生活的勇气与希望。
他们生来就带着一种伤感，但后天环境让他们必须学着开阔。
这不是柯蓝和张天艾的第一次合作了。
他们的上一部公益片《biangbiangde》，镜头对准的是在北京的外来务工子女，说的同样是边缘儿童的教育。
这些住在北京城中村的孩子们，跟随父母离开家乡到北京生活，但终有一天又要因为学籍问题回老家上学。在身份上，他们始终是这座城市的外来人口。
在他们呆在北京的有限时间里，孩子们开始学习话剧，排演话剧。
有了话剧作为精神寄托，孩子们的生活有了色彩，他们更快活了：
《biangbiangde》没有刻意去渲染流动儿童不被城市接纳的苦，而是从话剧这一精神角落出发，记录孩子们的生活。
《寒冷的高山有犀牛》与此殊途同归。
镜头同样没有刻意对小武的生活条件过多着墨，影片中没有几句对话。而是用最真实的风声、脚步声和喘息声，记录下了他们的生活。
这时候也许有人会问？这种纪录片拍出来到底有多少意义？我们又到底能做些什么？孩子们生活在远方，很大程度上，我们对于改善他们的现状，是无能为力的。
柯蓝对这种困境提出了自己的解释，她看得更远：
对于这些孩子的过去和现在，我们无力逆转；但当他们未来进城打工时，我们可以多给一份善意和理解。同时也善待身边的人，多一份宽容，多一份尊重。
但是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