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宝荪与艺芳女中
本文原载《民国文人笔下的长沙》
辑录整理陈先枢杨里昂彭国梁（图片由编者插配）
曾宝荪（—），曾国藩曾孙女，字浩如，号平芳，湖南湘乡（今属双峰）人。教育家。其父曾广钧为清末翰林，系曾国藩长孙。曾宝荪遵祖训，于浙江冯氏高等女校毕业后，即赴英国，先进黑山高级女子中学，后升入伦敦大学的西蹬学院，于年获得理科学士学位。年回长沙在西园龙伯坚宅创办了艺芳女子学校，任校长，兼教生物、英语，不取任何报酬。次年迁入局关祠浩园。曾宝荪终生未嫁。年后移居台湾。艺芳女中后改为长沙市十四中（今田家炳实验中学）。
曾宝荪
曾宝荪回忆录（节选）
曾宝荪
艺芳迁入浩园
长沙曾文正公祠是用清朝皇室赐祭银三千两，及门生亲友祭奠银四五千两，其余由监商捐助建成崇祠。在长沙小吴门正街，度地广袤约百亩所建造。
祠堂外面有一大坪，为轿马停歇之处。正门朝南有甬道，直达正殿。两边钟鼓亭，正殿上有文正公神位，神龛上有“以劳定国”的匾。是翰林汪诒书所补写。其余匾额对联，都因为数次兵燹，荡然无存。大殿东边为思贤书局，内有客厅、船厅、藏书楼。西边为思贤讲舍，秀才们可以读书，也有山长讲学。后来由郭筠老（嵩涛）与先惠敏公商量，供王船山（夫之）的神主于思贤讲舍，当时清廷不许王船山配享孔庙，因为王船山种族革命思想甚深，所以连他的著作也视为禁品。船山的遗书乃是由文正公在江南传忠书局所印，也只有文正公因有挽救清室的功劳才敢印。因此惠敏公与郭筠老才想到把王船山配享曾文正。
文正祠正殿后面，有一花园名曰浩园。由正殿后门出来，便看见一带青山，山后有一个大池塘，大约广袤十余亩，成曲尺形。长边狭仄，抵思贤书局。短边宽大，尽头有一八角亭，久经摧残，匾额已不可考。曲尺转弯处有一玲珑石山并小石桥。石山上有一茅亭，题曰“存朴亭”。由存朴亭下来，沿着石砖路，便到八角亭。八角亭南原来作为生员宿舍，迤东便到了“听雨轩”。此处楼台高耸，为园中最高处，可以看见城中风景。再东为回廊及石山小径，直达思贤书局，路上也可经过一大石桥，至正殿后厅。沿途花木竹树，极为美观。每年五月五日，仍照老例开放浩园一次。
民国八年五月，我们靠湘绅的力量，把北*退出浩园，我们急快搬入。那真是断井颓垣，危楼废阁。我们一面修造房屋，一面安置设备家具，聘请教员，招考学生。此时船山屡次阻工，与我们的泥木工人械斗，几经波折，才勉强修成。艺芳各建筑，均以池塘为中心，环绕东、北、西三方面。东边有厨房，饭厅，由走廊直达思贤书局——后来成为我们的小学部。北边有大门，内有门房及教员宿舍。进二门有校长室、教员室及教室到“听雨轩”。听雨轩下层是舍监室，图书馆。巴先生书房。楼上二层为教员寝室，三层藏文书家具等；也可用来眺远，日朗天晴时，可以看岳麓山。南边有一小山，山后是祠堂正殿。
浩园听雨轩旧影
由听雨轩往西，有教务室，教员寝室，及校长寝室等。再西便是原来文正祠生员住宅，后改学生寝室的大楼，楼上楼下均是寝室。此楼正对八角亭。由八角亭走过一花棚长廊，便到了坐西朝东一座大楼，楼上楼下都是教室。面对小山，楼外北有球场，东有跑道、操场，也就是正殿的后面。在正殿未被驻兵或船山学社强占时，我们用正殿作礼堂，每早有礼拜，每礼拜日下午有唱诗班，其余开会等均在此。以上是艺芳全盛时代之景。
船山学社——即原来思贤讲舍——民国九年经湘绅汪颐年、朱菊尊、王莘田、龙萸溪、曹耔谷、史春霆、俞诰庆、胡子靖……等及老革命*人邹价人、周道腴、姜咏洪（当时长沙县县长）……等调停，筑砖墙以为社校分界之墙，暂时可以恢复开课。
民初船山学社旧影
浩园风景优美，为长沙城内最有名的。我们除了栽花植树之外，还预备了两只小划船，学生练习摇桨。内地会的毕庆爵士(SirM．Beauchamp）说“这些小划子，是可以航海的，因为它很坚固安全”。我们也利用浩园的风景，开过“游园会”、“纳凉会”、灯会等等募捐拯灾。一次是新化蓝田等处的旱灾，一次是长沙水灾，一次是湘西水灾。每次均由学生自动设计，把浩园池塘照杭州西湖点缀，有湖心亭，岳王坟，苏小墓，孤山，五柳居，退省庵……等等名胜。学生销票一丝一毫不苟，奔走车钱自掏腰包。所以每次捐款，都以艺芳为各学校捐款的第一名。有一次——湖南旱灾，艺芳捐款，仅仅次于省*府所发救济金，而那时的艺芳学生，不过百人。基督教的精神，救人济世可说完全做到了。
我们并非商业学校，但是学生却开了一个小小的贩卖部。同学可以加入股份。贩卖部卖文具用品，和学校许可的食品。学期终结账，分发股东红利。日本侵华时学友会组织一个十人团，抵制日货。所以价钱低廉的日货，不能推销。已有的日货，亦须十人团盖印，才能用，因为节省家长的负担，大件如被帐等都是家中旧物，不必再制，只要十人团盖印登记，而该学生应许不再添制日货，就可以了。
关于学友会，我须略为补充讲明，学校在西园龙宅时，正值“五四”运动。我们便组织了一个“艺芳学友会”。这会包括老师和学生——每人都是会员。不过干事会只有五人——会长、书记、会计与干事二人。这五个人都是学生。艺芳行初高中六年一贯制，初中第一年第一学期，是学习期，不能选入干事会。六年级二期（高中三年，第二学期）是将毕业的学期，学生须准备联考及考大学，所以学校许其不必加入干事会。因此干事会只有五人，便相当代表各年级，干事会每月开常会一次。大会每学期开两次，一次选举干事，一次结束会务。如有特别要事，可以召开临时大会，师生一堂研讨。这个学友会对艺芳有很大的贡献，对于学生有最好的民主训练。因为老师学生每人都只有一票。假如学生有要求学校改革的事，须得大会两次通过，且两次的时间须在一学期以上。例如更换教员，加减收费等重要事，便适用此规定。成立学友会时，曾经很慎重地制定组织法，我们称它为学友会的宪法。上项规定，便是依据宪法订的。
五四运动与艺芳
上文说过“五四运动”，这个运动发生在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它的起因实在基于爱国——不愿把德国在山东半岛的利权让于日本，因为我们本是加入联盟国，大家抵抗德国的。而联盟国反倒偏袒日本。因此北京大学学生发起反抗《凡尔赛条约》，驱逐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示威游行，北京各大学群起响应，连各大埠商人，也罢市为学生后援。各省大中学校也不例外。那时艺芳，仅只一岁大的学校，学生不到二十人，但也不因人少而不参加，于是学友会决定除开不游行以外，要做点积极的事，不可只有五分钟热度。
那时全国发起抵制日货，成立提倡国货的爱国十人团，艺芳师生，共成立了三个团，大家立志不用日货，只用国货，不坐日本船，要等日本对中国的态度改变，才能解散十入团。每团举团长一人，执行职责，把学生已有的日货都登记过印，可以继续使用，以后不能再买新的。我本来有的日本物件不多，不过也有两三件夹衣里子，是日本洋布，也归学生印过。每学期抽签抽查一次。调查有无添置日货，当然抽到教员、校长，也是一样检查，可见艺芳的民主精神和法治作风。
有一次，有一个学生的新帽子的里子是日货，被团长查出来了，经团员通过，要没收或焚毁，那个团长十分谨慎，剪下帽里绒布一块然后拆下帽里，当众焚烧。当然那个学生十分不快，礼拜六回家告知家长。这位家长大发雷霆，到学校问罪。十人团团长便说“我们早已告知了某某同学，不可买新日货，她违章买了，原定要烧，只好烧了”。那家长便说“你可包你们同学没有一个有日货么？”团长说“任凭检查，连教员，校长都可检查。”那位家长毫不客气，在学生寝室内到处查看，并看了几位教员的衣服，果然凡是日货，都是旧的，也都盖过十入团的印，这才悻悻的去了。艺芳十人团一直保持了三十年，直到日本投降后，方才解散。
我们的学生对日本*府侵略中国的*策，虽然积极反对，但对于日本的人民都很表同情。民国十二年九月日本东京大地震，学生们自动捐救济款五百余元，托基督教宣教委员会的霍德进博士(Dr．Hodgkin)带去日本。并且请霍博士询问，在日本有没有同我们一样，秉基督爱敌的精神的学校。如有，我们愿意与他们通信，让他们得知我们热爱和平的精神，与他们*阀恶意的真相——因为当时日本*阀蒙哄日本人民，极力的宣传中国如何仇日，去刺激人民的仇华心理。但是不幸霍博士竟没有找到这样一个学校，也许是日本*府不容这样一个学校的存在。
对于新文化运动，学校老师，两方面都有。有的绝对主张读文言文，有的说“初中可以读一部份白话文”。我们初中学生作文，大多数用白话，但高中就都用文言，直到民国十七年以后，才文言白话都可用了，学生响应新文化，办了一份杂志，里面包括各样的材料：有文章，有诗歌，有小说，有笔记……等。我记得还是熊秉三先生给它题签“艺芳杂俎”。这个杂志每学期出二次，但不幸学校被毁三次，已荡然无存了。除此外，学生偶然也出过壁报、漫画，及各种游戏文章，但都思想纯正，富于文艺及幽默感，很受同学及师长们的欢迎。
学生们也极关心时事，民国八年秋，张敬尧督湘，要大大开放湖南米出境，每石抽税一元。那时正是湖南自己也有水旱灾情，民食不大充裕，所以各界发起请愿，不要放米出省。学生也不例外，艺芳学生与各学校学生联络，群起包围省议会，用意在使到会议员无法半途逃席，一定要得到代表多数的决议案。从中午直到下午七时，饥、渴、倦交并，很多其他学生都走了，唯独艺芳坚持到底，直等议员们说“你们回去吧，他们都走了（按：都由某些不认真的学校所看守的门溜走了），我们总尽力而为，禁米出境就是”。但不幸并未发生效力。
艺芳便改变方法来唤起社会同情。编了一个戏剧，名叫“绿波恨”。剧情大致是说一个米商的女儿，名唤“绿波”的，多次跪劝她父亲，不可放米出境接济日本人。后来又邀同学去沿街苦劝商人，不可损己资敌。他们用各种方法去说服。不幸被一汉奸设计将绿波害死。最后她还手持劝商人的信件不放。这样总算感动了有些商人，停止与日本人做生意。这戏的大意，当然也是讽刺当时的张督和有些奸商的。戏的台词及节目编织，当然也不能说很好，却完全是学生自动编写的，并无教员帮助。编剧，所有导演，道具，灯光，都是学生负责。而且学友会每人得推销票最少十张，我们做老师的也不例外。所得的款项，作为十人团救灾的费用。学生们不但所销的票价涓滴归公，连自己坐车的钱——如借道具，买用品等——也不肯用公家的钱。
风景优美的艺芳校园
浩园风景优美，长沙城内可算第一。学生们曾利用浩园扮作西湖，酌收游园费用来赈济湘南旱灾，湘西水灾，游园的入场券也是每人推销若干张，毫不自私，完全交与干事会。我至今想起，少年人真正可爱，我们收票的人，是小学生，进门时，连自己的父母姊妹兄弟，也毫不放松，一定要每人一票，才能入园。如中国每人都有这样公德心，则中国要富强安乐，有何难办？
从民国十一年到十六年春，艺芳的外籍教员有顾女士(Dr．Grubb)、贾女士(MissGalbraith)、曼女土(MissMadge)、孙师母(Mrs．Gibson)，中外教员相处很好，至于巴先生更受尊敬，学生们都与外国先生很合作，她们也与学生们同住在一块，同在一起吃饭。
四八节
五四以后，长沙有毛泽东、邓演达、郭亮、柳直荀等，在文正公祠西边的思贤讲舍开办了一个船山学社。民国十五年秋季，民*北上，有俄国顾问加拉罕、鲍罗廷等人到了。船山分子把艺芳与船山中间的墙打倒，日夜出入浩园，不能禁止。并且有一笔名“短棍”的人，每日在《湖南日报》上痛骂各校校长。艺芳当然更受诋毁，出有打倒艺芳专号。我看见我本身是众矢之的——身负土豪，劣绅，地主、封建余孽，帝国主义走狗……等等罪名，便想如果我本身辞职，或者可以保全学校，就在一九二六年寒假时，宣告学生，我要辞职保校。学生起初不肯，经过我再三说明后，便由学友会组织了一个“校务维持会”，聘了国文老师李碧棠，数学老师言自芳加入维持会，聘我及约农为顾问，以备商讨校事。我又告诉学生，明年情形一定更不好，同学中如有暂时愿意退学者，也可以回家静候。因为我校已失窃几次，与船山学生又械斗过一次，由警察解散，所以不得不慎重。
果然第二年（民十六年），长沙各校学生不是开会，便是游街，不能上课。店家十有八九关门，大街上一片凄凉景象。三八妇女节早几日，就有学生联合会人来说要各校全体出发游行，我们学生不肯答应。到三月七日，我们开了学友会全体大会，那天到了教职员十五人及全体同学。由学生陈某某女士主席。当时众人言论激昂，都不赞成参加。有一位教员先生说：“我们不必自去，只要有几个工友去，打起艺芳旗子也就可以了，这样或可保全学校”。但有一位学生任承华女士说：“我们从不参加，这一次也不例外。并且‘惟器与名，不可以假人’，我们是真心认为游行与妇女利益无关，又何必装假。充其量，他们不过封闭我们的学校，我们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结果任生的提议全体学生通过，只有教员十几票反对。教员是失败了，但是艺芳学生的自治独立的精神成功了。
十六年四月八日（星期五），我上午照常上课（我仍是一名教员），下午因头痛目眩上楼休息。约农仍在办公室做事。忽然来了两个人，要会学校当局，既无公文，也未着制服，只说“我们是农民协会的人，来接收你们的校址，你们的学校已经由*府封闭了”，约农当然不退让，便说“你们把教厅公文给我看”，他们说“人都来了，还看什么公文！我们限你们两小时出校。”果然就进来四五十个人，每人手拿一支“梭标”（是一根五尺多长的竿子，顶上安上长约六七寸长的铁尖刀，可以用来刺人）蜂涌而入，一面四处跑，一面大喊学生出校，稍后便来了不少荷枪实弹的兵丁。此时学生便鸣钟开紧急大会，同时因怕我受伤，便由学生任承华与曾XX护送我步行出校。
年4月8日入驻艺芳的省农民协会旧影
紧急会仍是学生教员联席会，由约农报告学校已经被*府封闭的事。学生激昂慷慨，有的说“决不出校”，有的说“去请愿*府，努力挽回”。这时梭标队和枪兵站在会场门口，环立虎视。我知道学生的性情，便写了一个条子，叫人送去请约农报告学生：“务必于天黑之前出校，不可傲强，致生惨案，作无谓的牺牲。”学生得了这个信，又见此时人越来越多，除梭标队、步枪队之外，还有来看热闹的人及街上老百姓，乱哄哄的不下一二千人。于是决议自动解散，把毛笔大书特书“艺芳精神不死”在墙上，把玻璃器皿都打碎，连梭标队的人也说“你们有这种精神，一定要回来的，何必要捣毁东西！”此时*队准学生拿自己的东西出校，但学生都为学校抢文件器具等而不拿自己的东西。学生站成两队，由舍弟约农领队，三舍弟昭权殿后，整队走出校门，口唱校歌，并放万字鞭炮送行。（编者按：同年下半年，艺芳恢复办学）
当夜我的学生徐君谭君便到去汉口的小轮上占了两个位子，未到天明，就要我们上船。我们一行廿六人离开了长沙。我们到上海在聂府及俞府小住，拟去庐山。那时巴师与顾贾二位先生已在上海，但英国的领事，不许他们去庐山，我与约农去庐山稍为休养。不幸巴师因见学校惨遭封闭，中国又紊乱异常，心脏病突发，等我与约农赶到上海，她不幸已亡故，她一生为艺芳计，竟未见其恢复，可悲可恸！她的墓地在上海法界八仙桥。
选自《曾宝荪回忆录》（年岳麓书社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