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罪银的前身，罚俸制度。罚俸自古就有，大多是对一些轻微过错的官员进行的惩罚措施。乾隆朝也不例外，但是随着乾隆中期执法的严格，皇帝一直觉得罚俸数额太少，不足以警戒其心。最初的议罪银，不过是皇帝在法外加的罚俸，动辄上万，数额不小。乾隆的初衷，是让这些犯了事的官员们，“肉疼”一下！
而和珅当*以后，非常有商业头脑的和珅立刻发现了议罪银的妙用，立刻将其制度化。议罪银绕开了国家机构。正常的罚俸，吏部开罚单，户部追查，所得银两上交国库，公开透明。而议罪银，皇帝直接处罚，不入国家财*，而是直接归入皇帝的内帑[tǎng]（私人腰包），数额可以不公开。因此，和珅一向乾隆汇报这个想法之后，皇帝立刻批准将议罪银制度化，并且将范围进行扩大，从财*亏空之类的重大错误到奏折中写了错别字，都可以一罚了之。
议罪银制度化以后，有些聪明的大臣立马反应过来了，居然不少大臣主动要求要交议罪银。比如说河南巡抚，以“未能迅速搜获要犯”为由，自请罚银两万两。陕甘总督以失察罪自请罚银四万两。比如说还有的大臣自罚的理由，是在写奏折的时候不小心把香灰弄到了奏本上，惶惶不可终日，积极要求自罚三万两。手笔之大，连皇帝都看不下去了，降旨开恩免去二万两，罚一万两意思意思就行了。
除了主动缴纳的，被缴纳议罪银的官员更多了。大臣们越来越清楚，自己的钱包随时有可能被和珅打劫。为官一任，很少不犯错误，犯了错误交钱保命。而议罪的多少，完全跟官员能榨出来多少油水决定。比如说前内务府总管西宁犯了事，乾隆要砍他的脑袋。西宁找到了和珅，和珅从中说和，定了八万两的议罪银了事。这八万两定价非常的准确，西宁确实在变卖家产后，刚刚凑够这八万两，保住了脑袋。事后，他还对和珅表示感谢，五体投地。可见，和珅里外的面子都挣到了。
在和珅的操作下，议罪银给皇帝提供了大量的被动收入。从现存的档案能查到，在短短的十三年中，重大案件议罪银平均每年五件。亲自认缴议罪银的督抚一级的官员，平均每三个中就有一个。副部级官员如布*使、盐*、织造等认罪的有二十多人，这仅仅是官僚系统中高级官员。议罪银的金额一般在三万左右，最大一次的议罪银高达三十八万四千两，数额惊人。而按乾隆的说法，议罪银是从督抚手中殷实的家底中割出来一块，没有增加百姓的负担，与国体无损，零和博弈，是一举多得的好*策。而事实上，议罪银制度是一项极为严重的恶*。这些年，皇帝从议罪银中捞取的好处高达几百万两。但他却不知道，议罪银给大清王朝造成的经济损失却高达上亿两白银。
拿人手短。这些主动缴纳议罪银的人，皇帝总会念及一点旧情，在判罚的时候高抬贵手。贪污，只要缴纳的银两足够，就可以免罪。实际上，变相的将贪污合法化，而皇帝为他们撑起了保护伞。官员们贪腐起来更加的带劲，积累多年的家业被和珅一撸到底。只要官不丢，一旦这些官员们缓过劲来，第一选择往往是开始更加疯狂的搜刮。很多时候，因为罚银交不起，通过进一步贪污犯罪获取议罪银，反正出了事大不了找和大人通融通融，和大人总有办法。正如尹壮图给皇帝上的奏本：罚银虽重，不惟无以动其愧惧之心，且潜生其玩易之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