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叶克飞
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
台湾作家陈玉慧曾经在《依然德意志》一书中提到这么一件事：两德尚未统一时，她从西柏林溜到东柏林“见世面”，跑到最高档的电视塔餐厅吃饭。吃着吃着，服务员学着西欧人的方式，走过来问菜肴是否可口。她也习惯了西欧人的方式，有啥说啥，随口应了句“有点咸”。来自东德国营单位的服务员立时大怒，骂了句“觉得咸？你怎么不回家自己做？”
这个遭遇让我想起了大导演胡金铨的经历。他曾回忆，民国时北京琉璃厂最出名的纸店是荣宝斋，店里伙计极为客气，哪怕你在店里呆俩小时不买东西，伙计还是笑脸相送。如果是熟客，伙计还会奉茶敬烟。文革后，胡金铨回北京探亲，重访早已公私合营的荣宝斋。才逛了一阵子，售货员看他不像买东西的，就开始摆脸色。
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大陆不少城市都重新对服务业提出了标准，但要求之低，现在看来实在搞笑，比如要求服务员不能打骂顾客，跟开头的东德服务员也算旗鼓相当。直到私营企业崛起，服务水平才真的得到上升。
柏林墙倒塌后，东德服务业的改变可谓天翻地覆，笑脸迎客成为“标配”。但东西德有没有差异？还真的有。
在前西德地区的餐厅吃饭，服务员都有一口流利英语。在慕尼黑和汉堡这样的大城市，当地德国人普遍英语极好，而且特别热情，只要你在街上站着看地图，不出十秒钟就会有人主动过来问你是否需要帮助。
可是在前东德地区的餐厅吃饭，遇上英语比我还差的服务员，几率一点也不低。甚至在曾经的德国文化中心、游客如云的魏玛市中心，我都见过一句英语都不会的服务员。
东西德的差异，由此可见一斑。柏林墙倒塌后，德国一直致力于抹平东西德差异，这也被誉为人类史上难得一见的尝试。从德国的*治、经济和文化走势来看，这个尝试显然是成功的。但东西德曾经隔绝多年，巨大的经济差异和思维观念差异，确实很难完全消除。此外，不同群体、不同代际之间，对柏林墙倒塌的感受也不一样，但这种多元化观点的存在是很正常的。
如今在柏林任何一家书店和纪念品商店，关于柏林墙的书籍都占据着重要位置，各种历史资料、口述史和访谈数不胜数。这些年来，我通过各种渠道所阅读的、所听到的也是海量。其中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一次街头采访，一位来自梅前州的前东德受访者说了一段话，大意是“我一点也不喜欢现在的德国，不过必须承认，我可以明确告诉身边任何人，我不喜欢这个国家，我也可以不喜欢其他任何东西。可在我年轻的时候，如果我对东德表示不满，甚至只是赞美不够热烈，或者只是我不喜欢东德产的洗衣机和收音机，东德秘密警察都会找上门来。”
针对这个受访者的话，采访方在后面的评论是：“德国所尽力做到并努力捍卫的事物中，‘德国人不喜欢德国的权利’也是其中一种。”
多元化的观点背后是不一的心态。如果从外表来看，前西德地区的人们普遍更热情开朗，前东德人（尤其是老人）会有一种你能明显感受得到的拘谨。这当然与英语程度有关，但更与不同的成长经历和现实状态有关，也与经济有关
01输血*策让东德人受益，但也造成了新的隔膜
从德国北部重镇汉堡到梅前州首府什未林，直线距离仅仅94公里。两德未统一时，这短短94公里却意味着两个世界的隔绝。
即使今天，穿越这短短路程后，仍然可以感受到两个城市的差异。汉堡十分繁华，市*厅一带人流滚滚，甚至到了摩肩接踵的地步。至于什未林，虽是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的首府，又是北部地区颜值最高的城市，但街道明显冷清。
19世纪时，什未林曾是重要的贸易城市，但在二战后，它被划入东德地区。它甚至没有在东德样板式的工业建设中得到多少好处，它乃至整个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都以农业为主。
两德统一无法迅速消弭东西德经济发展的巨大差距，即使德国是欧盟中最具活力的经济体，即使德国向前东德地区投入了大量资金，但时至今日，东西部仍存在一定收入差距。以什未林为首府的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是德国人均收入最低的一个州。当然，以这种经济差距来抨击柏林墙的倒塌，是站不住脚的。年，德国东部地区的平均工资确实比西部还低17%，但年，这个数字是60%。
更为典型的是被誉为易北河最美城市的德累斯顿。东德时期，德累斯顿是最大的工业城市。当然，它原本就有着不错的工业基础，在二战前，它就是德国相机、钟表制造和高级食品的生产中心。两德统一后，前东德的制造业逐步被淘汰，德累斯顿受影响最大，失业率一度在德国排名第一。当然，高失业率不能全归咎于制造业的衰落，因为高福利制度，许多前东德人选择了主动失业，坐吃福利。
德累斯顿人的矛盾心理在原东德极具代表性。东德人均收入曾在东欧国家中首屈一指，但相比西德，这个成绩并不算什么，无论是人均GDP、民众收入、劳动生产率还是科技水平，东德确实都落后于西德。
金雁曾在书中写道，东德当年的人均GDP仅为西德的1/4，职工收入为西德的1/3，劳动生产率仅为西德的30%，进出口贸易为西德的1/10，科技水平落后于西德20年。当时东德与西德的说法不同，东边说“只有生产好才能生活好”，西边说“只有生活好才能生产好”，东边是“勒紧裤带增加生产”，西边是建立“福利国家”的社会保障。从到年，总人口万的东德竟然有万人逃往西德，也就是说超过1/5的人口流失，而且以知识人才为主。
两德统一后，东德曾引以为傲的工业显得低效，逐步遭淘汰。曾经在封闭世界里充满优越感的东德人，在获得梦寐以求的自由后，突然发现自己曾经为之自豪的东西变得一文不值，心理落差必然巨大。
高速公路也体现着差别。在传统经济发达地区巴伐利亚州，高速大多是双向四车道，双向六车道的路段不算多，车流极大。而在同样经济发达的西部地区，高速公路也以双向四车道居多，车流量也大。但如果从前东德地区的德累斯顿前往波茨坦，三百公里的路程只需两个小时，从什未林横穿德北到德国边境，也只需要两小时，原因是沿途很少限速，道路宽阔，车也很少。
不同路况体现了不同的经济状况。巴伐利亚州作为德国老牌工业中心，高速路网铺设较早，因此路相对较窄，西部地区同样如此。而在德累斯顿和什未林等前东德地区，高速路网多半是两德统一后新建，起步晚，起点就高，因此道路更宽。加上工业不及原西德地区，所以车流量明显少。两德统一之后的二十多年里，德国几乎重建了前东德地区的路网，花费之大可想而知。
两德统一后，德国在经济层面上对东德进行了巨大的倾斜。首当其中的就是一步到位的输血*策，以帮助东部进行经济改革。其中最重要的举措是东德马克对西德马克的兑换，规定前东德公民可按1:1的比率将手上不值钱的东德马克兑换为西德马克（以4万马克为封顶）——按当时实际汇率计算，东德马克整整被高估了%。此外，德国*府还征收“团结附加税”，占个人收入的5.5%，用于原东德地区的建设。团结税有收入起征点，因为西德人收入相对更高，所以是这一税负的主要承担者。
当时的东德人因为这个兑换*策，手上不值钱的东德马克立刻变得“好用”，购买力大增，大家纷纷抢购质量更佳的西德产品，比如丢弃根本跑不动的东德特拉比汽车，改为购买大众汽车。
这个“福利”并非没有弊端，因为东德马克的价值被高估之后，也就推动了原东德产品的价格飙升。加上它们原本就质量不佳，立刻失去市场，大量工厂倒闭，失业率大增。许多人对于两德统一的抨击正是基于这一点，还将之作为对东德的“怀念”依据。
但如果从长期经济的角度考量，德国*府选择1:1的兑换比率，实际上是一次短平快的转移支付，迅速实现了东西德社会福利和收入的接近。更重要的是，它使得西德的资本无法在东德地区获得廉价劳动力资源，所以，德国一直没有“血汗工厂”的问题。关于这一点，当时的德国人是无法体会到的，必须要到十几二十年后，与周边地区乃至整个世界进行比较才会发觉。当然，也有部分东德人对此不满，原因是欧洲一体化使得西德企业可以轻松获取别国劳动力，对东德年轻人的吸引力也很大，同时西德企业更愿意选择劳动力价格更加低廉的原东欧国家进行投资，在东德地区开办企业的驱动力明显不足。兜来兜去，这又是一个众口难调的问题。
“团结附加税”也多少制造了新的隔膜，西德人认为自己付出太大，东德人却不知足。东德人则认为自己吃人嘴短，但西德人太过高傲。在许多公共事件的讨论中，它甚至成为互相攻击的工具。
有人估算过，从年到年，德国为了建设东部，花费了纳税人大概两万亿欧元，堪称天文数字，对于不少西德人来说，两德统一初期的热情过去之后，为自己的腰包盘算并不过分。而且，东德人缴纳的养老金远比西德人少，但养老所得却是统一的。
02难民危机时期的德国分化
前几年的难民危机，让东西德地区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分化。就在难民危机期间，时任总理默克尔所在的基民盟，居然在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的支持率一度不敌右翼**。
要知道，梅前州一直是默克尔的重要票仓，基民盟也随之沾光。默克尔曾经的“东德人”身份是一个重要标签，但这个“标签”并不坏，因为东德人认同它，西德人也并不特别抗拒它，尽管在默克尔执*之初，他们曾嘲笑过她刻板的发型和打扮，还有奇怪的口音。恰恰是“推倒柏林墙”以及随之而来的民族和民主认同，才造就了今日极具包容性的德国。
当时梅前州的支持率下降，主要原因是作为德国经济最落后的一个州，对难民的接受度和承受力也相对最弱，因此民众很容易迁怒于默克尔，成为右翼**的突破口。
此外，比起前西德地区的民众，前东德地区民众在教育水平和修养确实略有不及。尤其是中老年人曾长期处于东德那种秘密警察无孔不入的统治下，对许多事心存戒备，因此对待难民的态度难免有些不同。
当然，从难民危机的走向来看，德国人展示了极高的整体素质，对难民也相当包容。即使是梅前州，当时右翼**也不过是短期内稍占优势，抗拒难民从来就不是主流。不过从具体民调数字和案例来分析，仍然可以看出东西德地区的差异。
当时有一次重要的民调，展示了德国人的撕裂：针对“默克尔难民*策对德国会造成何种影响”这一问题，58%的德国民众认为“德国将发生更多恐怖袭击”，持相反观点的选民仅占38%。对于“德国的教育及社会保障体系将不负重荷”这一说法，有51%的选民表示认同，45%的选民表示反对。同时，51%的选民认为“德国经济将得到增强”，45%表示反对，反对者并非毫无根据，因为德国经济以机械制造、汽车制造和电子工业等为核心，这些在难民的祖国均非传统行业，因此难民多半不具备相关工作的知识和能力。即使是其他行业的普通工作，难民也未必能够胜任，有数据显示，70%以上的难民没有受过正规职业培训，就业前景并不乐观。东西德地区比较的话，西德民众对难民的接受度会高一些。
几年下来，世界的撕裂更是显而易见。从金融危机到难民危机，再到近几年的疫情危机，当世界变得越来越纷杂，人们的分歧也就越来越大。而东西德原先未能抹平的那些差异，也有一部分会以各种形式凸显。
03观念差异才是最大差异
前两年，德累斯顿市议会曾经发布一个通告，表示要进入“纳粹紧急状态”，认为“反民主、反多元化、反人类和极端右翼的态度和暴力行为，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德累斯顿”。
当然，后来的事实证明，这并不是说德累斯顿很乱，而是未雨绸缪之举，毕竟在二战后，从西德到统一的德国，都对纳粹问题高度敏感。
但德累斯顿确实是目前的极右翼大本营，它最早是新纳粹群体的聚集地，在难民危机期间，又以反难民旗号吸引了不少支持者。他们的*治诉求中，就包括了改变东西部的不平衡。
年数据显示，前东德地区五个州的人均GDP约为3.2万欧元，而西德地区约为4.3万欧元，南部的巴伐利亚州高达4.7万欧元。西德失业率为4.7%，而东德为6.5%。西德的户均居住面积为95平方米，东德为78平方米。在德国国家股票交易指数DAX-30上的公司中，没有任何一家主要公司把总部设在东德。
但这种不平衡，是极右翼群体通过打砸抢的方式可以改变的吗？显然不可能。
在德国人的普遍认知中，确实有“东德人比西德人懒”的观念，这多少跟东德人吃了几十年大锅饭有关。而德累斯顿之所以成为极右翼大本营，很多人认为是无所事事的年轻人太多了——在西德，你很难发现失业的德国本土年轻人，不肯工作的年轻男性劳动力多半是可能多妻的中东难民，而在东德地区，街头游荡的德国本土年轻人不在少数。
转轨时期的一度不稳定是事实，东西德在统一时的巨大经济差异也是事实，制度差异同样是事实，但那些怀念前东德的人，真的愿意回到年之前吗？
根据德国历年的各种民调，赞同柏林墙的倒塌是德国人普遍的价值观。为了让数据更能说明问题，类似调查一般会将前东西德地区分开，形成两组数据相互观照。多年来，前西德人赞同柏林墙倒塌的比例一直高于前东德人。但即使是前东德，也一直维持在高比例水平。
当然，在可以自由表达观点的德国，肯定会有人反对柏林墙的倒塌。那么，到底是什么人在怀念前东德？
金雁曾经写道：“剧变时已过而立之年、已在原制度中建立自己的事业、尤其是已经进入官僚体制的人，对于转轨的满意度很低”。那些已经消失的国有企业的职工、干部，对转轨最为痛恨，而大多数年轻人对现在生活的满意度则与老年人截然相反，选择极右翼的年轻人仍然是极少数。
也就是说，在前东德有稳定社会地位，有一定特权或铁饭碗保障的人，是最不满意的一群。尽管西德通过各种方式为原东德地区提供高福利，但他们失去了特权，失去了计划经济下的各种免费保障，失去了原先的铁饭碗，仍心有不甘。此外，高学历、具有社会竞争力的群体，满意度也远高于低学历者。
其实，早在柏林墙仍然存在的时期，这种代际差异就已初现端倪。西德*府曾于柏林墙倒塌前夕做过一个调查，统计结果显示，柏林墙倒塌前出逃西德的东德公民，其特点是“年轻、壮劳力、情绪乐观并受过良好教育”。被调查的出逃者中在谈及出逃原因时，74%的人认为没有自由，93%的人认为东德的*治状况在后退。
年，《柏林日报》调查显示，仅有10%的受访者认为年修建柏林墙“完全正确”。其中，被访者中的前东德干部群体几乎都认为“完全正确”，这也侧面说明当年的既得利益者才是如今最失意的群体。
其实，在柏林墙倒塌后，前东德人面临着最好的人生机遇。他们有了自由创业的可能，有了自由迁徙的权利，可以去前西德地区乃至西欧其他国家发展……他们还有了更多学习机会，新的教育体系和知识体系向他们敞开大门，无论是大学教育、职业教育还是继续进修，都带来了人生的多种可能。但许多前既得利益者选择了放弃，并在此后若干年里怨天尤人。
有人曾经写道：“无论是西德人对统一的不满，还是东德人的失望与怀旧，都是因为他们只看到了自己的得失，而没看到完整的画面。德国统一虽然耗费巨资，但却不是一笔赔本买卖——它让德国重新成为一个完整的独立主权国家，成为欧洲和国际舞台上举足轻重的*治力量。虽然东德人对统一的期待没有完全实现，但是，东部的发展和进步却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要想认清这个事实，就要将脑子里的铁饭碗意识踢出去，正如德国作家彼得·施奈德的那句话：“清除大脑中的柏林墙将花上比清除实体上的柏林墙长得多的时间。”